[德]福尔克尔·乌尔里希著 何昕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戈培尔一家自杀

　　戈培尔在告知邓尼茨希特勒的死亡消息后——这或许可以说是他作为帝国总理的最后一件公务——就着手为最后一幕作准备。

　　戈培尔多次提到，他将和希特勒一起留在柏林，如果没有其他出路，他将带着家人（见图，全家合影）一起共赴死亡。在他于4月29日晚向秘书特劳德·琼格口授的“元首政治遗嘱附录”中，他表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违背希特勒的命令，即“如果国防军溃败，则离开帝国首都柏林，并加入由他任命的帝国政府领导层”。如果他“在最艰难的时刻弃元首不顾”，在余生中他将以“不光彩的背叛者和卑鄙小人的形象示人”：“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背叛的氛围笼罩着元首，这时至少要有些人无条件地并且至死都站在他这一边。”

　　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了，因为首批红军士兵很可能在一小时内抵达总理府。他要求副官君特·史瓦格曼承诺将他和妻子的尸体火化——这位希特勒的首席宣传家甚至连死亡也要模仿他尊崇的偶像。

　　关于戈培尔夫妇的自杀方式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根据休·特雷弗·罗珀1947年出版的《希特勒的最后日子》一书中的描述——该书主要是基于戈培尔副官史瓦格曼的陈述——这对夫妇爬上楼梯到了地堡出口，在总理府花园被一名党卫队军官开枪射杀。但是，希特勒的勤务员海因茨·林格和副官奥托·君特被囚禁在苏联时曾作证说，戈培尔和他的妻子是在地堡中用枪自杀的。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有出入，因为苏联验尸官在1945年5月7日至9日进行尸检时发现，戈培尔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口中含有碾碎的氰化钾胶囊碎片。因此，他们是服毒自杀的。可能的情况是，为了保险起见，戈培尔指示党卫队士兵在他们服下毒药后再给他和妻子补一枪。因为，调查人员在尸体头部附近发现了两把被火药熏黑的沃尔特手枪。

　　逃跑计划确实行不通

　　当戈培尔夫妇在为自杀作准备时，其余的人则预备着逃跑。几乎所有人都想着一件事：如何在最后一个小时逃出地堡并安全穿越苏联防线。希特勒的贴身工作人员销毁了他们的身份证件，从而避免在被捕时暴露身份。有些人还从他们的制服上取下了等级徽章。他们像野战军一样装备了手枪和钢盔，等待着夜幕降临。

　　作战指挥官威廉·蒙克制订了逃生计划：将人员分成多组，每隔几分钟从新总理府地下室出来，穿过威廉广场到达恺撒霍夫地铁站，并从那里沿着地下轨道悄悄穿越苏联防线向弗里德里希大街站行进。在那里他们应该与蒙克的残余部队碰头，然后尝试穿过施普雷河到达什切青火车站，之后再从那里离开柏林往西北方向撤离，以便找到仍在战斗的德国部队。

　　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以及党卫队元首随待部队指挥官弗朗茨·舍德勒不在逃跑队伍中。他们宁愿自杀，显然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突围能成功。

　　事实证明逃跑计划确实是行不通的。黑暗的地铁隧道成为无数受伤的人、士兵和平民的避难所，逃亡队伍到了这里便迅速走散。当第一批人安全抵达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后，下一步的行进将会变得相当危险。因为那里激战仍在持续。到处都是战火，任何动静都逃不过苏联狙击手的视线。在这个炼狱中，逃亡队伍最后只剩几人，最终每个人都只能尝试自救。只有少数人成功逃脱了。大多数人被苏联人所俘虏。另外，赫维尔、鲍曼、施图姆菲格等人为了避免被俘选择了自杀。直到1972年12月，人们才在莱尔特火车站原址发现了希特勒的秘书和他的私人医生的遗骸。两个人都吞下了氰化物胶囊。鲍曼的尸骨于1999年4月在巴伐利亚被火化，骨灰散落在波罗的海。

　　代明的集体自杀事件

　　1945年4月底，随着苏联红军的逼近，那些信誓旦旦鼓吹“最终胜利“的纳粹党和国家官员率先逃跑。驻扎在代明及其周围的国防军部队从未想过响应“英雄的毁灭“口号。他们炸毁了佩内河及其支流特雷贝尔河及托伦斯河上的桥梁后逃离了这座城市。这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带来了致命的后果：通往西部的逃生路线被切断；没有及时离开的居民和数以百计的难民困在此地。

　　有条件的人选择服毒或开枪自杀。有些人则是割腕或上吊。大多数都是溺水身亡。妇女们在背包里装满石头，在孩子的手腕上拴上绳子，和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后沉入水中。几周后，仍然有大量尸体漂浮在佩内河及支流上。

　　关于自杀人数有不同的说法。根据1945年11月代明地方议会的报告，总共有700起自杀事件，当时的目击者甚至说自杀人数超过1000。谨慎估计应该在500-1000人之间。

　　代明的集体自杀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许多其他地方，战争结束时的混乱局面也引发了一股自杀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自杀流行病“。迫使人们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原因不单是对红军的恐惧、害怕胜利者复仇的恐惧。不仅纳粹高级领导人和上层军官，很多普通德国人也醉心于元首神话，将纳粹政权的纲领内化于心，对他们来说，没有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生活简直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