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酒宴场合，我曾多次听到桌边朋友挡酒时说：本人滴酒不沾。

　　我是一点酒量也没有，可是从未将“滴酒不沾”这个词说出口，因不觉得这是一个褒义词。既然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这许多类别的酒器，可见，饮酒之风不仅古老，而且紧要，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传统文化中一块不可生生剥离的血肉。

　　皇皇古典文学中，饮酒跟多少豪爽之人、豪放之事、豪迈之举相关联啊。

　　一部《水浒传》，好酒之人比比皆是，感觉不善饮，就距离梁山好汉远矣。武松在景阳冈下连饮十几碗酒，也只有五七分醉。其他如朱武等三人，一顿饭就各自“吃了十数碗酒”。鲁智深是另一位有海量的英雄，他最著名的一次饮酒是大闹五台山，做了几个月和尚，馋得不行，偷偷跑下山买酒喝。人家不卖酒给他，他就用暴力，踢倒了卖酒的汉子，自顾自吃了起来：鲁智深把那两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旋子，开了桶盖，只顾舀冷酒吃。无移时，两大桶酒吃了一桶。

　　试想，鲁智深如果不是如此这般好酒量，哪能在东京大相国寺给几个泼皮开眼，借着酒劲，阻挡他们爬上大树去赶走聒噪的乌鸦，使劲一拔便连根拔出来一棵粗壮的垂杨柳？武松如果不是十几碗酒下肚，上山见到一头吊睛白额大虫（老虎），只怕会先失胆魄，再失蛮力，如此，哪里还有武松？小说还怎么写？

　　古人无论男女皆能饮，故而，我从来不说自己滴酒不沾，即便不善饮不能饮，一不以过敏为遮掩，二不端茶以代饮，总是端着一只小酒杯，里面的白酒浅浅盖底，却也每每不能一饮而尽。

　　犹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应邀到杭州开个笔会，初见面的老朋友余小沅带我去他一位法院的朋友家吃饭，举箸之间，我才喝了一小杯啤酒，第一口饭菜刚下肚，胃肠里便翻江倒海，终于没忍住，跑到人家的厨房里乱吐了一气。到一个陌生人家里吃饭，没开吃就吐了，那种尴尬非言语所能形容。脸红了半边，那不是酒劲，是羞愧。

　　我从来不反感酒，一是如上引经据典所述，再是我父亲能饮。

　　一位好父亲，纵使平凡，也是儿子从小的膜拜对象。

　　忍辱负重的父亲，从未苛责过儿女，不仅在单位财务室是领衔轧账的好手，从未有过差池，更未闻有过贪腐之失。他还是家务事的里手，包括开荒种点自留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父亲不抽烟，不打牌，如果说有点小嗜好，一是喜欢吃水果糖，再是乐意喝点小酒。

　　那是物质匮乏的时代，每逢过年，我工作的火车站除了分猪下水，还会分点烟与酒。白酒是樟树的四特酒，黄酒类是上饶的清华婺，九江的封缸酒或抚州的麻姑酒。

　　能给父亲带一些市面上不容易买到的酒回来，他喝着高兴，我看着他喝而高兴。这就是一种过年的感觉。我曾经问过父亲，他喝醉过没有，他说从来没有。是他喝酒有节制？还是他酒量实在太大了？我只记得别人喝酒是头上冒汗，他是脚底冒汗。莫非酒都变成汗水，从脚底发散了吗？

　　现如今，基本上什么样的酒都能买到、喝到了，父亲却不在了。很多秉性和能力都有遗传，为何喝酒没有遗传呢？谁能告诉我？　　　　（摘自3月2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