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与女儿叶子

　　我4岁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

　　我爸常说，全托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当然4岁的我一点也不喜欢。上世纪80年代，我爸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他和我妈兴冲冲装修，锈色地毯，天鹅绒窗帘，可以上下伸缩的客厅吊灯，古董唱片机，用小件名额买的日产微波炉，甚至还偷装了一个窗式空调。邻居上门收水费，看见黄澄澄飞碟一样的灯罩，都啧啧称奇，我爸为此很得意。我在童年的寄宿学校抹眼泪，而我的小说家老爸，却像忘记了雏鸟的喜鹊一样，只知道和雌鸟浪漫筑巢。

　　我4岁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那一年他发表《枣树的故事》，在写作上站稳脚跟。幸亏有全托，让他在写作力最旺盛的时候能专心写作，也因为全托，我学会了力所能及地照顾自己。

　　老爸的潇洒日子只到我幼儿园毕业而已。我妈上班早出晚归，我的小学不管午饭。我们靠家门口的出版局食堂混过一阵子，后来流行盒饭了，四块钱两荤三素，我爸简直绝路逢生。

　　酷暑正午，高云岭的路面烫得晃眼，旧时法国使馆洋房的窗台凉篷投下窄窄一排间断的暗影，老爸引我从一个阴影跳进下一个阴影，做游戏一般往家赶。他急于开始下午的写作。一到家，先爬上书桌，踩在桌面上，伸手去转空调的旋钮。因为电压不稳，那空调五天中只有三天能顺利启动。

　　一个天天在家的爸爸

　　有一段时间小学扩建，改成只上半天课，我回家朗声宣布，老爸在饭桌上听了抱头惨叫。另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惨叫，是他修洗衣机没断电，赤脚站在我妈刚拖过的地上。我在家，要他带，简直和身体过电一样瞋目惊悚，一样毛发斜立。

　　我是全托长大的小孩儿，但和我爸相处的时间，却比大多数人都多得多。我的大多数生活技能，都是我爸随手教会的。他无数次向人炫耀，我跟他学游泳，一周后就能游一千米。在教我这件事情上，他贪图高效实用。三年级布置实验，我和伙伴们躁动不已，嘴上讲燃烧的必要条件，一心只想去后山放火。谁知我爸出现了，大拍胸脯：燃烧还不简单。我和伙伴们就这样被困在了院子里，隔着纱窗，我妈正一面热火朝天地烧菜，回想起来，那天一群小屁孩儿逗留在一小粒焦黑的棉球旁，明知我们的延宕没有意义，却不得不对这一场简陋、敷衍，几乎毫无用处的实验，做出点惊叹的样子。

　　有一个不用上下班，寒暑假也天天在家的爸爸，让我深受伙伴的同情。之前我对这同情一知半解，觉得明明是我爸更惨才对。我爸才是自然作业的受害者。我不过是养了一两条蚕，总共孵出巴掌大一块蚕卵，谁知在桌上晒了两天，就孵出上百条幼虫。我还把装幼虫的竹簸箕打翻过，害老爸匍匐在地，用筷子尖捡线头大的褐色小蚕。几天后，上百条蚕就浩浩荡荡躺满了我们家的客厅。为了采到足够多的桑叶，老爸例行的玄武湖边散步，从每天一小时变成两小时，又变成三小时。他成了蚕宝宝的月嫂，白天采桑叶倒蚕屎，半夜里，也要起视蚕稠怕叶稀。这么多蚕最后结了整整一麻袋的茧，怕破茧重生，再飞出来下卵，老爸狠狠心，送给邻居炸蚕蛹去了。

　　我们互相看不上

　　大多数时间，他在家默默写作，我在家默默写作业。我们互相看不上，我对他复杂的欣赏体系，其实也似懂非懂。我翻两页《红楼梦》或者《复活》，他又说看这些太早，浪费时间。他没事也和我讲讲李尔王、高老头、冉·阿让，都是些惨得要命的老爸。那时候，文学远不如作业重要。逢大小考试，我一紧张，老爸就比我更紧张。他从不说，考不好也没关系，也不说，世界很大你要多出去看看，更不会说，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偶尔，讲一两句洒脱话，反而更让人不敢懈怠。对我，他只讲最最质朴的人生道理：要工作，要有效率，要把一件事情做完。

　　古早年间，急于摆脱我的老爸，今天在同一个单元里和我做邻居。他和我相隔一碗汤的距离，还常常摆脱不了要帮我带女儿的苦役。

　　我们依然每天散步，他依然擅长寻找躲避阳光的阴凉处，认得清路过的每一棵树。写东西受干扰，他就发些奇怪的牢骚，没头没脑，说什么《憩园》竟然是巴金用毛笔蘸着茶碗盖写的，怕洇只能用很浓的墨。我毕竟学了那么多年的鲁郭茅巴老曹，便搜肠刮肚想与他对答，但他大概没有听到想听的话，很快就开启了别的话题。我只管跟随他走，虽然我们也走不太远，但左走走，右走走，就几乎每天都有新路。　　   （摘自7月3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