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区工作者和核酸检测人员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

　　从2013年至今，蔡文一直在重庆做社工，她形容这份工作“只有不断学习培训，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像蔡文这样的年轻社工已经越来越常见。在蔡文的同事中，30岁以下的社工约有一半。湖北省荆州市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四叶草）理事长卢文博也称，在他创办的机构里，只有一名80后，其余全是90后。

　　“在城市社区工作者中，35周岁以下的青年人占到35%。”7月26日，在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介绍。

　　从业门槛高还是低

　　高考填报志愿时，蔡文的愿望是报一个“看起来随随便便就能找到工作的（专业）”。她形容自己是老师眼中的中等生，“性格内向，让人记不住名字”。当时，她对社会工作也并不了解，只觉得这“肯定是全社会都需要的工作”。

　　1994年出生的贺梅是蔡文在禁毒机构的同事，2018年毕业时，她考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回重庆做社工。

　　“社工更注重实务经验。”蔡文说，2016年左右，她考了助理社会工作师，因为所学专业对口，自己又一直在从事社工工作，她很轻松就通过了考试。

　　“考证确实会是一些机构的从业门槛，但更重要的是社工的服务能力：是否有社工视角，同理心，共情能力？”作为四叶草的创立者和管理人，卢文博表示自己在招聘社工时，笔试和证书也并非必需，他会更看重对方是否具有做社工所需要的同理心和问题分析能力，其次是对方是否属于相关专业，比如社会工作、心理学等。

　　一天就是“一杯茶、一张报纸”？

　　说起社区工作者，很多人会想到“居委会大妈”。“一杯茶、一张报纸，方便照顾家。”这是晓月做社工之前听人说起的。

　　她是个80后，本科学的法学专业，曾做过人力资源，2018年生完孩子，晓月在母亲的建议下报考社工，在北京某社区成为一名“居委会大妈”。

　　晓月主要负责民政老龄、宣传和精神文明工作，组织活动和打扫卫生，每次活动来的都是大爷大妈，年轻人没时间，也不愿意参加。

　　这份工作挺符合晓月对社区工作者的最初印象。上下班时间弹性，请假也不扣钱，她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考取了助理社会工作师。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这种工作节奏，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

　　晓月记得，那一年大年三十晚上9点多，孩子已经睡下，她忽然接到工作群的通知，要求到岗排查武汉来京人员。“当时大家心里其实是抵触的，打电话不接的居民，我们得挨家挨户敲门。”

　　“社工服务主要是人为导向，不可能完全朝九晚六。”在蔡文看来，这是社工服务和其他工作的区别，他们会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开展工作，有时会在晚上九点去家访，有时则要等到周六对方休息时才能上门。

　　在社区工作六年，单一的接触对象和工作内容也曾让她陷入倦怠期。直到目前，蔡文感到有些事她依然无法沟通。她记得刚开始工作两三个月时自己做老年服务，需上门统计孤寡老人情况。一位服务对象已经80岁，住在老旧小区，老人常年一个人在家，对她很警惕，不肯开门。蔡文就天天到老人家蹲点，好不容易进门做了访谈。但两个月后，蔡文突然接到老人的电话说，“小蔡，你写的访谈记录我撕了，我觉得你会把我的信息暴露出去。”

　　“那是我最伤心的事。”蔡文说。

　　做社工要有一颗大心脏

　　卢文博的一个服务对象起初也带着质疑的态度来联系他们。对方是一位当过兵的父亲，他女儿当时在念高一，喜欢玩手办。“爸爸经常骂自己的女儿，有时甚至会动手。”卢文博说，这位父亲习惯用军事化的方法对付孩子。而母亲是一名老师，也苦恼自己的孩子教不好，夫妻关系也紧张。

　　他告诉对方要学会和孩子沟通，至少不要动手。手办是孩子的爱好，家长应尝试去了解。“他带孩子去买。买的时候，他又会说这有什么好玩的，浪费时间。孩子会觉得你在欺骗我，只是为了迎合我。”卢文博说。

　　大概半年时间，卢文博密切关注这对父女，家访基本三天一次，有时一天去一次，女孩会对他们说些心里话，父亲也开始依赖他们。前不久，这位父亲还支持女儿和朋友出去旅游，“以前这是绝不可能的。”今年，他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做社工的成就感，就来源于这些。”

　　在社工行业，男性几乎是一种“稀缺物种”。蔡文所在的禁毒机构共四五十人，只有两名男性，年龄都在40岁以上。

　　做了两年禁毒一线社工，贺梅换了至少五个搭档。“有人刚毕业，先将社工当跳板，找到下家就走了，也有人适应不了基层的服务工作，投身其他行业去了，也有人觉得上升空间不大，干一个月就离了职。”贺梅说。

　　在四叶草，员工最低到手月工资为4000元+（含五险一金），如果考取中级证书，会比初级证一个月工资多三到五百元，还有住宿补贴300元，年终奖最低有5000元左右。“这工资水平在荆州算比较高的。”卢文博说，但在机构，从一线社工，做到项目主管，再到项目总监，基本就已经到头了，“这个行业整体的上升空间还不够。”

　　谈起这份工作，卢文博表示“做久了会心累”，因为社工要接触的人和事太多，会不断吸收负能量。

　　“做社工，要有一颗大心脏。”作为管理层，贺梅每个月都会和一线社工定期谈心，疏导对方的负面情绪。

　　离“人才”的距离还很远

　　卢文博的妻子是一名大学老师，他时常回家和妻子讨论一些案例，“她现在还经常说想来做社工。”卢文博认为，作为工科生的妻子也认可社工，是对这一行业的支持。

　　他看好社工的职业前景，但也希望社会能对社工多一些认可，这个行业能多一些规范。“在经济发展不好的地区，社工的晋升仍是受限的。”卢文博再一次提到，社工很早就被纳入“六类人才”之一，但在现实中，社工离“人才”的距离还很远，“仅仅把它当作正当职业都还没有达到”。

　　蔡文如今做到了管理层，她没有考虑过编制问题，也不太在意。她打算一直做社工，如果工作再次出现瓶颈，她又会去挑战新的人群，“我认同社工整体的工作理念、技巧和氛围感，我也相信这一行业会越做越好。”　　　　（摘自《看天下》2022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