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龙门石窟最响亮的名片——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历时228天，完成了大修（见左图）。距离这座大佛上一次大修，已经过去了50年。50年在千年大佛眼里不算久，可它几乎贯穿很多人的大半辈子。

　　如今在世参与过龙门石窟修复的石匠里，67岁的刘建设（见右图，工作中）是唯一一个参与了50年两次大修的人。

　　破碎大佛

　　龙门石窟存在超过1500年，如今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个“游客友好”的全国5A级景区。佛像们历经加固、修复，看上去平静，被保护得很好。游客们走在景区里，道路坦荡，导览完备。

　　1972年，17岁的刘建设被父亲叫来生产队，跟着村里老师傅，参与到卢舍那大佛的抢修中。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卢舍那大佛简直惨烈，头顶肉髻、身体都有窟窿。从发际线到左脸下颌，一条约10厘米的裂隙贯穿，左鼻翼和嘴唇还各有缺失，右臂摇摇欲坠。南壁西侧的天王像，胸部雕刻崩落在地，需要吊装归位粘连。

　　最终历时四年，卢舍那在内的奉先寺“重获新生”，佛像的安全稳定有了明显改善。四年里，有20根锚杆用于卢舍那大佛的加固，灌浆量达到1200公斤。

　　从20世纪初，直到70年代大修前，龙门石窟命途多舛。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石窟被大规模破坏、盗凿，大批造像流散在外。这些被凿下的文物，最终流向了世界各地。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日本大阪与京都的博物馆里，现在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目前已知流散在海外的龙门石窟佛像多达200件以上。

　　令人唏嘘的是，龙门周围的村落，不少以石匠为祖业。龙门昔日被盗凿是石匠村，后来对其进行修复的人，大多也来自石匠村。龙门石窟的命运，与周边村民的生计，在岁月变迁中不断碰撞。

　　少年石匠

　　1961年，龙门石窟经国务院批准，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老刘永远忘不了7岁时第一次到石窟，见到卢舍那大佛的样子。身高17.14米的大佛，在儿童的记忆里，“就像一座山”。当时他不会预料到，自己未来的人生会与大佛以及其他佛像紧紧连在一起。

　　老刘有一双饱经风霜的手，暗黄色，有脱皮。老刘说，这么多年做石匠，无非是配料、钻孔、封缝、灌浆，再加一些更高级的“石匠活”。干了大半辈子，手就变成这样。

　　1972年刚跟着父亲、爷爷还有其他村里石匠到石窟修大佛时，老刘还是个“小工”，只能从帮老师傅配料干起。干了四年，1976年他出师，成为“大工”。在老刘眼里，只要有师傅带，石匠的技术很快就能学会，不是最重要。“石匠最重要的是眼力，眼力要高！”

　　很多游客到龙门石窟，看过一次造像便离开。但天天在这干活的石匠不一样，他们每天都要看这些造像。“今天的和昨天比起来，哪里掉了一块石头？这个月和上个月比起来，哪里出现了坍塌？这里的石缝现在长这样，但是下雨，雨水一直冲下去，将来这是不是会被冲垮？”老刘说，这些都要很快看出来，这就是石匠的眼力，是他50年的功夫。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范子龙就说过，“刘师傅现在可是我们的宝贝”。修复时用到一块石头，如果让刘师傅去选，那么不管从外观、颜色，大小、材质包括性能，都要更契合。

　　“契合”即“自然”。老刘觉得，给石窟选缝缝补补的石头，要追求自然，符合它本来的样貌。现在科技进步了，很多活儿干起来更省事，效益更高。但是传统人工就是更自然。

　　漫游全国

　　刘井村是龙门附近著名的石匠村。千百年来，刘井人不仅在龙门石窟，还在全国各地留下了属于刘井人的石刻。千唐志斋的“三绝碑”、宁夏须弥山石窟、六盘山长征纪念亭、董必武题字的洛阳博物馆匾额，还有如今龙门桥上陈毅元帅亲笔书写的“龙门”二字雕刻，都有刘井人的印记。

　　老刘延续了刘井村祖辈的石匠身份，同样也以石匠身份走向外面的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和另外七八名石匠就成了龙门石窟维修队的固定队员。但是这一批固定队员，有时也去往天南海北，参与其他石像、石碑的修复。

　　往东，老刘最远去到辽宁的万佛堂石窟，他记得坐了30小时的火车；往西，他去过宁夏须弥山石窟，还有四川的乐山大佛。去得最多的，是离龙门只有30公里远的偃师水泉石窟。他到外地，不仅帮忙修大佛，有时石碑、石狮子也会修。不同地方的石质不一样，龙门石窟的石灰岩罕见，更常见的是乐山大佛这样的红砂岩，石质更软，下手更小心。

　　50年来，老刘见证了龙门石窟的变化，在一代又一代石匠的修复下，在一代又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呵护下，在最新科技的加持下，卢舍那大佛看上去越来越年轻，佛光似乎重现。

　　现在跟老刘一块干活的人里面，最年轻的石匠是49岁。“现在需要石匠的地方少了，都是机器做了，慢慢就没人做了”。

　　在老刘看来，机器和人工没有对错，彼此各有好坏，但机器代替人工，是最没有办法的事情。　　   （摘自《新民周刊》2022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