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相声非常红火。不仅侯宝林、马三立等老艺术家重登舞台，宝刀不老，一批青年相声演员也崭露头角，迅速走红。有家学渊源的侯耀文先生就是那个时候走入大众视野的。

　　我记得初听他的相声是从“话匣子”里，好像是一个谈球场文明的段子——“论足球与馒头的关系”，甚是逗笑。由此也勾起我对相声的浓厚兴趣，不揣浅陋，草成一篇讽刺排队不讲文明的小段《加塞儿》，改了两遍，自我感觉还有点逗乐的地方，又知道侯耀文先生在中国铁路文工团，便冒昧地将习作寄出。

　　过了好些日子，正当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收到一封寄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来信。匆忙打开，真的是侯耀文先生回信了！

　　足足有四页之多，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格子的信纸。开头便说：“中实同志，你好！来信及稿件已收到，只因我出差到齐齐哈尔，这月10日才返京，才见到此信，稿件也读了，即回信给你，拖了这么长时间，请原谅。”一个知名演员，给一个未曾谋面的业余作者回信，用词用语这般谦虚，不由得让我心头一热。

　　接着，侯耀文先生写道：“首先，对你的精神，我就特别喜欢，对于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你有如此大的兴趣，还下了一定的功夫，确实难得。因为有些人看不起相声，总觉得没意思，而你这个大学生，竟能如此上心，足以使我高兴了。”

　　我刚刚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不久，是以一个初学写作的“大学生”身份向侯耀文先生请教，他却对我的习作给予热情鼓励：“用你的话说是‘初学’，但我认为倒有如此成绩，从你在作品中的‘包袱’运用、思想结构看，可以说掌握了相声技巧的百分之六七十。在语言的幽默上也是比较好的。我倒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多写一点，将来必有好处。”

　　侯耀文先生还结合我的专业对如何改进作品做了指导。“你是学教育的，对于现阶段群众中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如何进行批评帮助，我看还得研究。我把你的作品给我的同行看了，我们都有同感，就是后部分‘加塞儿’这一点有些太‘伤众’了。尽管有此现象，但这样说出去，他也会听完就得骂娘，认为相声太缺德，把好多人都骂了。我们既想教育人，就要想办法让他们接受才好。不然的话，宣传和教育的目的就达不到了，你说呢！？”

　　写“加塞儿”为什么会招骂呢？其实是我在作品中虚构了一个情节，说一个不讲文明礼仪的大人不好意思买东西不排队直接加进去，于是就把自己的儿子硬塞进队伍中去，用的是北京话的“儿化音”，“加塞”变成“加塞儿”，儿化的“儿”歪批为儿子的“儿”。经侯耀文先生一分析，顿悟确实有不妥之处，等于“骂了”所有“加塞儿”的人，讽刺尺度没有把握好。

　　令我欣喜的是，在信中侯耀文先生发出邀请：“我很想今后和你合作写一个东西，就是‘语言艺术’方面为题材的作品。中国语言很丰富，但不一定中国人都能掌握。有很多人是好人，但由于不会说话往往办成坏事；有一些坏人，要办坏事可偏偏专捡好听的话说……所以如何通过对语言艺术的掌握，能使好心人办成好事，又能提高人们的觉悟，去识别坏人的‘好话坏事’，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信的结尾处，侯耀文先生说：“就这些吧，初次通信，不深了解，但希望以后多联系，愿你多创作。祝健康进步！”并叮嘱说：“你如需要这稿件来信告之，我即寄还。侯耀文 1978年9月13日于二七剧场。”

　　收信后，我即迅速回信表示期待有机会当面请教，争取合作。

　　此后，侯耀文先生佳作频出，而我却一直没有拿出像样的研究语言艺术的作品，与侯耀文先生合作的设想久久没能实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当面请教，留下永远的遗憾。只有侯耀文先生的这封回信，我一直珍藏着，记录着与他的这段书信缘。　　　　（摘自12月4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