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尔均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出版

　　伯伯的嘱咐

　　“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七伯在最初与在军见面时对她的嘱咐，过了不久，对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1955年10月我俩离开七伯、七妈后，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双方的事业发展都很顺利，但生活道路却更加难以相向而行。一个在重庆，一个在上海，两三年不能见面，结果两人的关系定格在了破裂的边缘。

　　幸运的是，七伯、七妈始终在关注着我和在军的感情进展。1957 年，刚刚过完春节的2月8日，七伯因公来到重庆。他是同贺龙副总理率团访问亚欧十一国后，在重庆总结工作、稍事休息。

　　这天上午，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卫士长成元功的电话。他说：“我们一行人刚到重庆，就住在你们这里。七伯让你过来见他。”我和七伯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见到我，七伯很高兴，笑着说：“尔均，我找你来有话同你说。不过不忙，你先去看看你们老司令问声好，他就住在我旁边。”老司令，是指贺龙元帅。

　　遵照七伯指示，我先去见了贺老总，问好、交谈后又回到七伯身边。

　　“自强和互信”

　　七伯先问我和在军近来的情况，我把我俩发生矛盾、中断联系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汇报。七伯其实有备而来。他耐心地听完后说：“你俩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我早就说过，恋爱婚姻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嘛！这才几天你们就闹别扭了。既然长期不能在一起，更要互相体贴，互相信任，不应该互相抱怨。我看你俩是合适的一对，能在一起生活固然好，暂时分开也无妨，还是要服从工作需要。大革命时期我和你七妈不但长期不在一起，不通音信，常常连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呢！”七伯接着批评我不支持在军的工作，说：“在军热爱自己事业，不愿意放弃文艺工作，这是一种自强的表现。如果硬是要求她把自己的事业服从婚姻，这才是本末倒置，是为难对方。”

　　谈话中间，贺老总踱着步子走进七伯房间。七伯同他一向亲密无间，他俩住房是斜对面，隔条走廊，时不时互相走动，交谈工作。七伯对他说道：“我这是在同尔均、你的老部下，谈他小两口的家事呢！来，来，你也坐下听听。”贺老总听了笑容满面。听我们说在军在上海东海舰队，如果结婚有个工作调动问题，他便插话说：“西南军区文工团撤销了，成都军区不是还有个文工团嘛！要不调到那里，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贺老总对文艺和体育向来特别重视，在西南军区尽人皆知。军区战斗文工团（在西北时叫“战斗剧社”）和战斗篮球队都是他最为钟爱、亲自培养的。可是七伯听到这里，却赶紧摇手说：“工作调动是组织上决定的问题，要走程序，按规定办，不忙着急。尔均，你们首先要解决好自己的思想问题，要打通思想。”

　　谈话结束时，七伯再次强调了一句：“尔均，你要记得，‘自强’和‘互信’是恋爱和婚姻的基础。”

　　从“瑞珏之死”谈起

　　事有凑巧，第二天晚上，重庆市委举办舞会招待七伯和代表团一行，七伯让我陪他参加。那天的舞会在市委宾馆举行。

　　眼看七伯有些疲累，我在适当时间婉言劝阻了邀舞的女同志，请七伯在茶座休息。一旁陪同的有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和重庆话剧团的几位女同志，其中有一位我认识，是主演话剧《家》中瑞珏的女演员，我向七伯作了介绍。

　　七伯说，在巴金笔下鸣凤、梅芬、瑞珏这三位悲剧人物中，曹禺改编时有意突出了瑞珏，是有道理的。瑞珏是一个善良、温柔、人见人爱的世家小姐、大少奶奶，最后同样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死于非命。七伯话锋一转，又说：“当然，瑞珏悲剧的造成，还在于她不是以自己的奋进为中心，而是把丈夫和家庭当作最大依靠，面对黑暗势力的摧残，没有发出一丝呼喊和不满。同剧中的悲剧人物相比，五四运动以来的新女性，更不用说今天新社会的女性，她们敢于对一切错误的东西进行反抗，勇于自强自立，坚持真理。这是新旧社会妇女的最大区别。你们戏剧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表演感染群众，教育群众，激励斗志。你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责任很大。”

　　七伯在讲到“自强自立，坚持真理”时，扫了我一眼，也许我特别敏感，觉得这句话也是讲给我听的。

　　七伯的关心体贴和谆谆教诲，有如沁人心脾的温暖春风，我俩很快就恢复通信，互诉衷曲，冰释前嫌，相爱如初。就在第二年（1958年）春节，经组织批准，我从重庆赶到上海，与在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见图，结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