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一生酷爱读书，他不打牌、不下棋、不搓麻将，唯一的嗜好是听大戏（京剧）和评书（或大鼓书之类）。　他说：

　　我12岁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本《京剧大观》，使我对京剧有了一些知识。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剧。在延安窑洞里，我曾请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同志教我唱（京剧）……

　　由此可知，他与京剧的渊源还是比较深的。　　

　　孙犁出生于河北农村，农村的文化生活，主要是民间艺人走街串巷，落地演唱。唱大戏（野台子戏）是高档次的演出，只在庙会、节庆之日才会有。“农村唱大戏，多为谢雨。”“是村中的大典，家家要招待亲朋，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节日。”以上都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晚年，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对农村的文娱活动，曾做过具体生动的描述。如在《听说书》中，他说这些民间艺人“多半是业余的”。因为他们大都兼做小买卖、小生意，表演节目是为了招揽顾客，好做生意，靠演出是赚不到钱的。在《亡妻逸事》中，他记述了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自己订了婚。婚前，未婚妻的村里唱大戏，他也正好放假回到家里，而那个村里有他的一个远房姑姑。姑姑特意叫他去看戏，顺便相相媳妇。可知，这也是农村里青年男女聚会、相互认识了解的一个机会、一个场所。而在《戏的梦》中，他更率直地说：

　　过去，我是很爱好京剧的，在北平当小职员时，经常节衣缩食，去听富连成小班。有些年，也很喜欢唱。

　　这是他高中毕业后，在北平工作的事。他不仅每个礼拜必定到戏园子看未出科的小演员的戏，而且还到过天桥看“地台戏”，即没有舞台的演出。1934年4月，他写了一篇《北平的地台戏》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地台戏的演出，差不多全是京戏。”他把那时活跃在京城里，为广大贫苦大众演出的地台戏，描叙得绘声绘色，细致入微。其中记下了两个细节，是研究京剧发展的宝贵的资料。其一，他说：

　　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来接近广大的群众，而能得到艺术的效果，是很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在《怀念李季同志》一文中，记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孙犁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时，在没有外出参观的日子，李季会把旅馆的门一关，请孙犁唱一段京剧。孙犁说：“每逢有人要我唱京戏，我就兴奋起来，也随之而激动起来。李季又说：‘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这时，孙犁是很清醒的，他知道，李季“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欢笑一场而已”。　

　　最宝贵的是，孙犁把京剧演出和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戏剧和文学原本就是相通的。许多优秀的京剧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的，从四大名著改编的剧目不计其数。在《老年文字》一文中，他说：

　　我常对朋友说，到了我这个年纪，还写文章，这是一种习惯，一种惰性。就像老年演员，遇到机会，总愿意露一下。说句实在话，我不大愿意看老年人演的戏。身段、容貌、脚手、声音，都不行了。当然一招一式，一腔一调，还是可以给青年演员示范的，台下掌声也不少。不过我觉得那些掌声，只是对“不服老”这种精神的鼓励和赞赏，不一定是因为得到了真正的美的享受。美，总是和青春、活力、朝气，联系在一起的。我宁愿去看娃娃们演的戏。　

　　孙犁从果农种植桃树的经验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他在《佳作产于盛年》中写道，“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果期，文艺创作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文艺形式有不同的“盛果期”，小说的佳作大多产于人的壮年，如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等等。而戏剧，尤其是京剧，少年时就能一鸣惊人，如六龄童、七龄童、十二红等小演员都是在青少年时期一举成名。这样成功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时至今日，四大国粹中京剧受新潮文化的冲击最大，迹近于日渐式微之势；怎样传承、发展优秀的京剧艺术，使之与历史同步前进，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孙犁的“盛果期”之论，不乏借鉴的意义。京剧人才要“从娃娃抓起”，同样京剧要有观众也应“从娃娃抓起”。　　　　 （摘自12月25日《今晚报》 刘宗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