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二为任弼时

　　小乔墓旁被捕

　　192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安徽省临委，由尹宽、王步文、王教为省临委常委，尹宽为书记。尹宽主持安徽省临委工作时，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推行城市中心的错误的斗争策略。在中央发来纠正盲动主义错误的指示信后，尹宽则既不传达也不贯彻。

　　王步文与尹宽产生了意见分歧。王步文提出应该像毛泽东、朱德那样把斗争的重点放在农村，开展广泛的农民运动。尹宽却向中央提出撤销王步文省临委委员的意见。省临委内部的意见分歧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1928年9月18日，中央特派员任弼时来到安徽巡视。同行的有中共“六大”的安徽代表龚德元。他们于19日到达省临委所在地芜湖，在省临委机关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0月13日，任弼时在团特委书记徐厚昌（原名林植夫）的陪同下，化装成商人，前往南陵县城。

　　14日晨，到达南陵县城，并很快同共青团南陵县委书记汪正芳接上关系。根据任弼时的意见，汪正芳通知 15日上午，在香油坊召开党团组织会议。可是，当共青团员刘显忠、王德辉15日匆匆赶往香油坊时，却被叛徒、国民党南陵县党部秘书胡学礼发现，他悄悄跟踪到香油坊，然后向国民党南陵县党部报告。县党部即派出武装的士兵，赶赴香油坊搜捕。会议被冲散，任弼时和徐厚昌在小乔墓旁被拘捕。

　　坚称是胡少甫

　　10月16日，敌人提审任弼时等，任弼时镇定自若，始终坚持说：“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到南陵是做生意的。少小就爱看《三国演义》，听说南陵有座小乔墓，便由人指点来香油坊游玩，也不知犯了什么法，把我抓来，真是莫名其妙。”

　　敌人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口供，便命法警拿来踩杠，欲施酷刑。任弼时毫不畏惧地说：“你们就是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我就是胡少甫。”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还是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口供。同时，敌人在审讯徐厚昌时，徐也一口咬定不认识任弼时，他俩在小乔墓旁相遇纯属偶然。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将他们作为嫌疑犯递解到省城安庆关押。

　　不日，敌人把他们绑在一起，送上轮船，派兵押往安庆。在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同乡小商贩彭佑亭，此人常在江浙皖一带贩运丝绸。彭佑亭正欲张口招呼时，任弼时机警地向他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作声。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押送的士兵连声吆喝：“走开走开，赤脑壳，有啥子好看！”任弼时见机立即挣扎着站起来，大声说：“老总，莫乱讲，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陈岳云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堂兄，任弼时以此暗示挤在前面的彭佑亭，回去后向长沙的亲人专递信息。彭佑亭回到长沙后，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任弼时的堂叔，由他转告远在上海的陈琮英。

　　陈琮英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陈琮英立即速回长沙，乘任弼时尚未暴露真实的身份，以应付敌人的追查盘问。当陈琮英来到火车站购票时，车票早已售罄。她只得抱着幼女爬上一辆装煤的列车，心急火燎地赶往长沙。

　　斗智斗勇终获释

　　到安庆后，任弼时被关押在饮马塘监狱。7天后，敌人连番审问。警官用吊打、跪铁链子、压杆子等种种酷刑折磨，他都一口咬定原来的供词。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只好将他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知”字号牢房。

　　任弼时被关进“知”字号牢房时，饮马塘监狱已关押了50名政治犯。他在狱中始终隐蔽自己的身份，但并没放弃指导狱中斗争，暗中通过徐厚昌等少数党的骨干分子，组织难友开展“反虐待”和“改善狱中生活”的合法斗争。

　　陈琮英赶到长沙，找到任弼时的堂叔，了解了任弼时被捕的详情。他们商量着解救任弼时的办法，决定聘请一位律师，以公开审判这起案件。这位律师就是陈琮英的远房姐夫何伟道，何伟道接受了这个案子，一面准备案件辩护的相关材料，一面通过关系把这个案子由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

　　1929年2月，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到长沙，会同长沙警察公署核对口供。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身份（该店为陈的堂兄所开办），对口供一一作了对质。公开审判开庭这天，任弼时看到坐在旁听席的陈琮英，知道党和家人都在积极营救他，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

　　何伟道在为任弼时辩护时，指出南陵县党部的行为是违法的，已严重的侵犯了人身安全。法庭没有证据，就应该无罪释放。同时，党中央也在积极营救，打通了各个关节。敌人挑不出丝毫毛病，只得以证据不足，宣布无罪。同年3月，陈琮英从长沙来到安庆，把任弼时接出监狱。不久，任弼时接中央指示，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于是，他又风尘仆仆，踏上新的征尘。　　  （摘自12月14日《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