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跪谢恩师周令钊

1955年，韩美林（右一）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与校友们入学合影

　　2016年12月21日下午两点，北京，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起，一位百岁老人，坐着轮椅缓缓行至舞台中央。他向着在场的上千名中外嘉宾，微笑致意，在万众期待中，朗声说道：我宣布，“美林的世界·韩美林八十大展”，开幕！

　　这位百岁老人，是德高望重的周令钊先生。1955年，韩美林破格考入了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而周令钊先生正是韩美林所在班级的班主任。2016年4月3日，在“韩美林师会”上，韩美林深情回忆：“周令钊先生，当年我第一学期就有幸听您讲了色彩课。您讲授时，滔滔乎言词，绝绝乎语次，不落窠臼。”

　　“这个你还记得啊？”周令钊先生很是诧异。“记得，当然记得。我还记得一次在裱画室里遇见了李苦禅先生，我受他的影响很深。当然，周先生对我的艺术启蒙和影响，更直接，更深远。”韩美林说。回忆当年求学的种种往事，想起老师的培养与教诲，韩美林难抑激动的心情，面对周令钊先生，深情下拜，跪谢师恩。

　　男儿膝下有黄金！

　　我这一辈子经过的苦难不少，直到现在深夜里还常常被噩梦惊醒，但是我从来没有向想让我屈服的人下跪，哪怕是手筋被挑断，脚骨被砸碎，鞋里灌满鲜血……

　　2016年的一天，当我见到白发苍苍的恩师周令钊先生时，我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

　　这一跪，把我带回了60年前的青葱岁月。往事并不如烟，懵懂少年的青春过往如电影般历历在目。

　　人生几十年匆匆而过，愈到后来愈发感激年少时的领路人，犹如在一张白纸上作画，甫一落笔，基本的格局就已经初定。尽管生活中会有许多意外，人生的轨迹也不时被社会和时代所裹挟，能够支持人走下去的，唯有不改初心。

　　周令钊先生是我的班主任兼水墨课教师。我至今仍能记得，在他的带领下，学习掌握各种艺术规律，参加各种艺术实践创作活动的场景。

　　那时的美院名师荟萃，庞熏琹、张光宇、紫扉、郑可、常沙娜……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北京十大建筑为代表的各种建筑装饰活动急需各类艺术人才，美院的师生们经常出现在各个工地，贡献自己的才智，为建设新中国而奔忙。

　　周令钊先生当时绘制过天安门城楼巨幅毛主席像，绘制过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还有许多许多项目，其中关于人民大会堂的主会场穹顶的设计最令人叫绝。

　　人民大会堂的主会场万人大礼堂，跨度达76米，高度和纵深都比已经完工的政协礼堂大，穹顶吊灯的设计安装成了难题。政协礼堂是按照800人的规模设计的，在施工过程中，吊灯因为承重问题掉了下来，砸碎了40多个座椅。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人民大会堂的吊灯重量会更大，承重根本受不了。这个问题一直反馈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就召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周令钊老师带着我们学生和室内装潢系的奚小彭老师去参加了这个“诸葛亮会”。

　　在会场等了半天，因为当时十大建筑的建设，交通很不方便，人一直没有到齐。周令钊老师就问总理：到底什么会？您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

　　周总理说：问题倒不大，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吊灯问题，因为顶高顶大，承重受不了，确实没办法，所以请“诸葛亮们”来出出主意。

　　当时周令钊老师正在画速写，他说：这还不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嘛……随手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中间是五角星，整体以满天星的环形结构向外延展的设计草图。总理拿过来一看，就揣在兜里说：好吧！告诉他们别来了，散会！

　　这正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穹顶的满天星的雏形。按照这个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在新政权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易于实现，既美观简洁又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

　　随后这个创意交由奚小彭老师完成。我目睹了这一方案的诞生，对周令钊先生的才华钦佩不已！他对学生创作教学上的毫无保留，也深深影响了我日后对待学生的态度。

　　这辈子，我也要做一个像周令钊先生那样的人，这是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当时最朴素的想法，也正是这个想法，让我在日后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时能够坚持、再坚持！

　　周令钊先生出身于一个文化世家，家中的兄弟姐妹在各领域也多有成就，他曾经在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参加漫画宣传队、抗敌演剧队，从事舞台美术设计。

　　1948年应徐悲鸿先生聘请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在美院教师队伍中，资历老、本领大，但是周令钊先生为人朴实低调，从不宣传自己。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1955年授勋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的设计，国徽、团旗、少先队队旗的设计，中日友好医院院徽、中央财经大学校徽的设计等等。在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背后，大家却不知道周令钊先生作为设计者的大名。

　　周令钊先生的才华，他的品格，都值得我这深情一跪。

　　（摘自曾庆龙著《亲历中国100年——周令钊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本文系该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