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魏微（见图）的母亲看过女儿写的小说，有些不屑地说：你写得真难看，要写出《红楼梦》《围城》这样的作品就好了。

　　写《烟霞里》时，《围城》就放在魏微的案头。这种喜爱多多少少影响了《烟霞里》的基调。小说主人公田庄生于1970年，经历基本涵盖了当下大多数人的成长轨迹。小说中，2005年的某一天，魏微和田庄两个人谈话。田庄说，你将来可以写一个人出生入死，中间几十年，他怎样去活，这是一个问题，要写得很繁茂、很热闹，各种跌跌绊绊，人来人往，各种伤心、摇摆、痛苦，末了一声叹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说到底每个人都大同小异，这就是人生。

　　后来，田庄去世了，小说家魏微将她的一生写成了编年史，这就是《烟霞里》。

　　2012年发表《胡文青传》后就没有新作问世，这十年间是不是也有很多焦虑？

　　魏微：有焦虑，但时间长了，就泰然处之了，学会跟焦虑和平共处。我2005年来到广州，这是我人生、写作的一个转折点。到了广州后，突然不会写了，又步入中年，有很多人生困扰，需要处理很多问题，用年轻时的语调来写中年的生活，没法写。十年前我就想写编年体，写不出来，就写了一个短篇《胡文青传》。就当是找语言吧，但是没找准，于是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十年。

　　后来为什么想写“宏大叙事”？

　　魏微：我对时代天生敏感，我早年在《青年文学》开过专栏，名字就叫《我的年代》。我曾说过，我不喜欢宏大叙事。我认为小说是小以见大，对于大时代的书写，没必要去直面、硬碰硬，绕着写就好。其实是那时还缺少硬碰硬的能力，心力、眼力都没到那程度。中年以后，宏阔的东西在我心里生了十几年，长成一棵树了，就想去对人生、对时代做整体的把握。

　　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的常用参考书是《红楼梦》和《围城》，每天都要翻一翻。《红楼梦》先搁下不谈，这里单说《围城》，写得太好了，钱锺书是天才小说家。写作确实需要能力，我是中人资质，钱锺书是天才，曹雪芹称得上伟大。很多人说《围城》刻薄，我觉得还好，小说家最大的道德是塑造人物，文学的魅力就是在这里。《烟霞里》也有这个意思，就当是致敬《围城》吧。

　　《烟霞里》的前身就是《一个人的编年史》？

　　魏微：对，原名就叫《一个人的编年史》，我老早就想写编年体，老早就在读年谱。《烟霞里》写得很顺，开头第一句话就有了。写作挺神秘的，我依赖语言，语言本质上就是神秘的，不是依靠努力、勤奋、刻苦就能找到的，需要一点运气。我十多年没写，是因为语言没来找我，我去找它，人家不应；人文社一来约稿，语言也跟着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十多年来，我已作好了最坏准备，这辈子我可能写不成小说了，武功全废，那就写写非虚构吧，权当自娱自乐。

　　读了那么多年谱，有什么感受？

　　魏微：我有一回读到梁启超写的《李鸿章传》，惊为天人，那文章写的！天才文字，情绪饱满，知人论世，笔力纵横，大开大阖，把晚清几十年的政治、军事、外交、人物全给端了，费字五六万而已。大概就是中年以后，我觉得写人状物，必得游离出去，将人事置于环境里来打量，方能看得清大略。这十几年的读史，对《烟霞里》的写作是有帮助的，成了我的思维惯式，就是注重总体性、整体性。而针对个人而言，则是生命的成长、盛开、凋零，末了一声叹息。《烟霞里》就是写的这个意思。

　　你觉得自己的写作风格变化明显吗？

　　魏微：我是渐变式的写作，不是突变式的。青年时代的写作，是在为《烟霞里》做准备，两者之间有延续性。这种情况有点像萧红写《呼兰河传》，还是那些元素，但属于“集大成”的作品，一生只为写这一本。当然我不愿承认这一点，我希望自己还能写出更好、更别致的作品。我不想到此为止。　　   （摘自1月18日《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