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苏轼是出了名的“斜杠青年”，他有很多身份，比如美食家、书画家、水利专家等。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非知名医生”。

　　苏轼有个爱好——收集药方。在众多药方中，有一剂药方最令他信赖。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的老乡巢谷，不远万里来投奔苏轼，担任苏轼的家庭教师。作为至交，他将一剂灵验方子——“圣散子”，告诉了苏轼，而且要他对着江水发誓，不得将方子透露给任何人。

　　苏轼发了誓，可巢谷返乡没多久，黄州便爆发了瘟疫。于是，他将“圣散子”公布了出来，没想到这个方子对治疗当时的瘟疫有奇效。

　　为了救助更多的人，苏轼还将方子交给了名医庞安时。后来，庞安时将此方编入《伤寒总病论》中，苏东坡为此书作了一篇《圣散子叙》：

　　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

　　过了几年，苏轼履职杭州时，“圣散子”再次战胜瘟疫。为此，苏轼在《圣散子后叙》提道：“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更关键的是，圣散子成本便宜：“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

　　此外，苏轼又从杭州府拨款，并将自己积攒的50两黄金捐赠了出来，建立“安乐坊”。这也成为我国最早的官办医院。

　　不过，广受推崇的“圣散子”，后来闯了大祸。两宋之际的叶梦得在《避暑录话》记载：

　　宣和后，此药（圣散子）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

　　苏轼去世20多年后，太学生们“以子瞻（苏轼字子瞻）文章而信其言”，因为乱服圣散子而丧命的人不可胜数。

　　对此，后世医家曾经分析：中医讲究辨证用药，黄州和杭州等地的瘟疫和宣和年间的瘟疫并不一样。圣散子对于治疗湿寒疾病是有疗效的，而宣和年间的瘟疫是燥热引发的。明代学者俞弁在《续医说》中也说：

　　殊不知圣散子方中有附子、良姜、吴茱萸……皆性味燥热，反助火邪。

　　尽管苏轼在医学研究上还有不足，但他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举措受到了朝廷赞赏。

　　苏轼去世之后，“安乐坊”被北宋朝廷接管，并改名为“安济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此外，后人还将苏轼的那些药方整理成《苏学士方》，后来《苏学士方》并入北宋科学家沈括编著的《内翰良方》，合编而成《苏沈良方》。

　　（摘自4月24日《今晚报》 邱俊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