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毛泽东与博斯哈德（左）、美国记者阿·斯蒂尔合影

卡尔曼与毛泽东

　　贝特兰：“他更像一个心不在焉的学者”

　　1937年9月，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贝特兰到达延安，同毛泽东有过几次谈话和接触。第一次是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毛泽东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高大的、背微微有些弯的人”，“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垂到耳际。他那温和而不同寻常的风度，他那敞开的上衣，这一切都使他更像一个心不在焉的学者，而不像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掌权人”。“他站起来向学员演说时，没有呼喊口号，也没有用‘第一’‘第二’‘第三’来列举他的论点，不是作那种煞似旧式牧师说教般的很费力气的中国式政治演说。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轻松地讲话，生动地运用农民的幽默和粗俗语言——当他出人意料地讲个玩笑话时，听众发出阵阵的笑声。”

　　见毛泽东之前，贝特兰以为会看到一个杰出的狂热分子。但是通过接触，他改变了印象。他认为：

　　只要同这个人有最简短的接触，他那丰富的人情味和幽默感，足可以推倒上述种种猜想。事实上，毛泽东给我的印象里，他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冷静，最有条不紊的人。与他谈话，你马上会意识到他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意识到一种巨大的知识力量，除了渊博的知识外，他处理任何问题都非常实际，而且对自己的同胞有深刻的了解。

　　应该说，毛泽东的那种敏锐性、灵活性，代表了中国人智慧之精华。这便是使他在一个不乏政坛风云人物的国家里成为一个成功的战略家的因素。然而，主宰和控制这个头脑的是经受过锻炼的、雄心勃勃的人的意志。这在中国就更少见了。

　　中国革命没有列宁，但如果说有谁同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就像列宁在一生中同欧洲工人的关系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同贝特兰的谈话内容，1937年10月刊载于延安的《解放》周刊第23、24期合刊上，篇名是毛泽东手写的《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1937年10月25日）》。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博斯哈德：“更像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

　　1938年春，瑞士记者博斯哈德采访了毛泽东，并为毛泽东拍了电影和照片。采访是在毛泽东的住处进行的。在他的印象中，毛泽东当时正在一张大写字桌旁坐着，后面是一张炕，此外就是一个中式橱柜和三把不稳的椅子，这就是屋中的全部家当了。桌上到处堆着书籍、文件、报纸、信件、图纸。他在后来写的报道中，是这样描写毛泽东的：

　　乌黑的头发常要飘落在他的额头前，他说话时，他就伸出手慢慢地将头发撩到后面去。最廉价的香烟也能让他陶醉不已，抽起来没个停，闻上去却是一股混合着马粪和酸菜的味道。

　　毛泽东说话有力，简明扼要，看问题深刻透彻，不拿腔拿调，不拖泥带水。

　　他评价毛泽东“更像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

　　1938年8月17日，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了总标题为《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六篇系列报道。这六篇报道都是由博斯哈德撰写的，其中，对毛泽东的采访刊登在醒目位置上。

　　卡尔曼：“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

　　1939年5月14日，苏联记者、著名电影摄影师罗曼·卡尔曼到达延安。来延安后的十几天中，他在所有参观过的地方，都能感受到毛泽东的精神影响。他在《毛泽东会见记》一文中记载道：

　　在大学，在学校，儿童保育院，在每一个场所，都能感受到这个天才的组织者的精神，他的名字，从感人的热情里熟悉于所有的地方。

　　毛泽东这名字的光辉对于人们的心，像传说似的故事中那种勇敢、不屈的意志，英雄主义和极度单纯。

　　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们的话题非常广泛，关于飞机，关于盲目飞行，关于北方海道，关于现代技术进步的程度，关于从苏联到美洲的航空线，关于空中和海上战争，还有西班牙等。 因而卡尔曼认为毛泽东“懂得大量的知识”。谈话时间从晚上持续到深夜。交谈中，毛泽东通俗化的谈吐，简明而诙谐的用语，对孔子语录的偶尔引用，还有不时自信而快乐的大笑，都深深地感染了卡尔曼，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这次会见后，卡尔曼还在抗大现场聆听了毛泽东的一次演讲，记载道：“他讲得很平和，率直地、温柔地注视着安静的听众。”“他坐在板凳的旁边，很少站起来用手势，手臂放在桌子上。”“他的演讲充满了明了的例子、大众的语言、格言，常常的他引起了全体听众的哈哈大笑，在他的听众笑过之后，他自己才开始微笑。”（《新华日报》1939年8月28日第4版）

　　人们今天还能见到的毛泽东看文件、写文章的镜头，工作之余散步或休息的镜头，与农民交谈的镜头等，都出自卡尔曼的摄像机。特别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挥毫写下自己的得意诗作《七律·长征》，赠送给卡尔曼。

　　回到苏联后，卡尔曼写了《毛泽东会见记》一文，发表在1939年7月8日的《消息报》上。毛泽东的形象被传播到苏联和俄语世界。8月28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翻译转载了这篇文章。同年7月23日，美国纽约的《星期日工人报》发表了卡尔曼所发的电讯，题为《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谈抗日战争问题》，报道的也是毛泽东同他的谈话。这样，毛泽东又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而名传美国和英语世界。

　　斯坦因：“没有一个对象有他那样的耐心”

　　1939年7月14日，毛泽东又单独接受了英国记者斯坦因长达12小时的采访。斯坦因也记录下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毛泽东按照我的需要腾出足够的时间来详细回答我向他提出的一切问题。在我好奇爱问的新闻采访中，没有一个对象有他那样的耐心。

　　毛泽东坐在一只摇摇晃晃的椅子上，一支又一支地点着烟，吸烟时发出一种中国某些地方农民所特有的怪声。

　　（谈话时）毛泽东不时在窑洞里踱来踱去，然后巍然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他的眼睛注视了我好几分钟，同时用平静而有力的语言慢条斯理地谈起话来。

　　他看到我在前面的摇晃的小桌子上记着笔记，就从外面花园里拿一块平整的石块，垫在一只桌脚下面。

　　到了凌晨三点钟，我终于带着一颗负疚的心、疼痛的四肢和熬红了的眼睛站了起来，但是他却还是像在下午那样精神充沛，那样活泼有力，那样有系统地谈论着。

　　毛泽东不回避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他的信念给我的印象是诚实的。他论证的逻辑，在我五个月来每天见到的边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映衬下，更显得有力。

　　毛泽东虽身居窑洞，但对国际形势了然于胸，让斯坦因感到惊讶：

　　毛泽东对美国的“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比当时为多家传媒撰稿的作家还要熟悉。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别人谈论任何问题之前一定是充分“备课”的。

　　黄薇：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华侨女记者黄薇，也在延安见过毛泽东。1938年5月，黄薇从徐州前线撤到武汉后，又决定去延安，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她随世界学联代表团一起去延安。7月1日，毛泽东出席欢迎学联代表团的会议，黄薇见到身材魁梧的毛泽东，穿着一件灰色中山服，在自己的后排坐下，过一会儿，主动同黄薇打招呼并握手。这第一次见面，让黄薇觉得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此后的一天晚上，黄薇和广西《救亡日报》记者叶文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胡守愚一起，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见毛泽东。谈话中，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抗战形势，展望战争前景，使黄薇深受启发和鼓舞，萌生了想留在延安工作的想法。

　　几天后，毛泽东又宴请了黄薇等记者。黄薇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意向。毛泽东说：我认为你还是做新闻记者为好，当记者也是学习，而且是更好的学习。作为一个华侨记者，可以把你目睹战争的真相和所见所闻，向海外华侨宣传报道，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全民抗战的情形与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后来，黄薇留在了中国，一直从事新闻事业。

　　（摘自《抗战旗帜毛泽东》，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