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周恩来（左三）戎装回故乡从事革命活动时与亲友合影

　　周恩来是江苏淮安人。家乡人民出于感情，多次要求修缮周恩来的祖屋，将其辟为公开参观地。周恩来非常感激家乡人民，但对用公款修理自家房屋的事，他多次予以拒绝。

　　1953年：不要修理旧居

　　1953年初，周恩来将八婶母杨氏接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在聊家常时，周恩来得知地方政府要维修他家破损倒塌的房子。在送杨氏回乡前，周恩来找来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干部王雨波谈话，委托他护送杨氏回淮安，并办理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转告当地政府不要修理他的旧居。王雨波回忆说：

　　1953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到他家中，让我坐下，和我亲切地拉起家常。周总理给我讲起了他家的一些情况，然后委托我到他家乡办理三件事：一是把前来探望他的婶母送到家乡江苏省淮安县去，并让我转告当地组织，他婶母（儿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生活以后不要政府照顾，由他在本人的工资中按月寄去一部分作生活费；二是他家还有几亩老坟地，让当地集体耕种，如果那些坟丘有碍种地，可以平掉；三是听说当地要对他的旧居老屋进行修缮，并准备建立一个纪念馆。总理让我这次回去说一下，如果当地要办医院、托儿所等公共福利事业，就把那些老屋和院子让出来给公家用。不要为他建纪念馆。

　　淮安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最后作出了维持现状、继续作为民用房、不建立纪念馆的决定。

　　1958年：再次告知万万不可

　　五年后，周家旧居实在破旧不堪，淮安县委动了再次修理旧居的念头。陶华来信将此事告知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指示工作人员给淮安县委打电话，表示万万不可。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专门致信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并转淮安县委，再次告知万万不可修理旧居一事：

　　汝祥同志并请转淮安县委：

　　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经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同年7月，王汝祥代表淮安县委、县政府进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谈话中，周恩来再次强调了不许重建家中旧居一事。王汝祥解释说，不是重建，是修理。周恩来表示，房子倒了，就把它拆掉。无论如何，也不能留作纪念！

　　两年后，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刘秉衡再次代表淮安县委、县政府进京向周恩来汇报家乡工作。在交谈中，周恩来又一次语重心长地交代说：“我家的房子可以公用，办托儿所、办学校，或者做生产车间都可以。祖坟可以深埋，不要占地，不要影响机耕。”

　　晚年还关注祖居维修的事

　　直到晚年，周恩来还一直关注祖居维修的事。1973年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来电话，转达了周恩来的三条指示：

　　（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从此，周恩来对祖居的“约法三章”就在干部群众中传开了。周恩来逝世后，淮安祖居的维修一事再次被提及。1976年11月25日，邓颖超给周尔辉（周恩来的堂侄，其父周恩硕是周恩来的堂弟）、孙桂云（周尔辉的妻子）并淮安县委领导写了一封信，再次声明不要维修祖居。

　　对淮安的祖宅如此，对绍兴的祖宅也是如此。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绍兴城内，还保留着周家祖宅百岁堂。百岁堂位于绍兴城内的劳动路东端，明代建筑。新中国成立后，绍兴人民政府出于对周总理的爱戴，多次请示要求修缮房屋。对此，周恩来一概不许。1959年，绍兴人民政府对百岁堂做了一些小规模维修，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工作人员查问，并指示：不要去参观，房子可以给国家派用场。后来，绍兴人民政府将百岁堂改为绍兴鲁迅图书馆。　　

　　（摘自《人民周刊》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