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和亚非拉青年朋友在一起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形成与新中国外交实践紧密相连。面对西方重围与大国围困的外交困难局面，毛泽东指出退让没有出路，必须以斗争求和平，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认为全球治理有“两套逻辑”，应该探索出一条“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援外模式。

　　退让没有出路

　　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12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共治的赫鲁晓夫：“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1959年11月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真等同志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彭真说，赫鲁晓夫迷恋于西方首脑会议，西方就以此像钓鱼一样钓着他。毛泽东接着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南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

　　中印边境的稳定事关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个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出双方争议地区。对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对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有意从长计议。

　　1962年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融进战退和于瞬间。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给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

　　不两面作战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只有成为打不败的对手，才能成为美国人的朋友。

　　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有两手，我们公开对美国说，反对美国阻挠我们进入联合国，实际上我们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再过六年，等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我们的目的是先打扫自己的房子，再请客。”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15年。”说来也神奇，从1964年毛泽东说这些话到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间相隔正好15年。

　　历史上凡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用“三个世界”取代“冷战”

　　通读毛泽东外交文献，毛泽东在后期谈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的是“三个世界”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的国际形势。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0年后，毛泽东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

　　毛泽东用“三个世界”取代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冷战”的概念，在国际上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我们的对手，从而在美苏夹击中打开胜利的局面。

　　与此相反 ，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的概念，造成了苏美间的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的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由此刺激了国际舆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最后这种非黑即白的“两分法”将中国推向美国，并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

　　“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

　　美国人和苏联人也重视第三世界，但他们是带着枪去冲到人家领土上，把帮助人当生意做。毛泽东的方法则充满东方智慧。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毛泽东帮忙既不谈钱，也不带枪。

　　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在非洲，中国当时的投入数额远不能与美国、苏联比，但成效要远比美苏深远。为什么呢？中国的帮助是东方式的劝和不劝分；美国与苏联则是西式的劝分不劝和。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铁路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做派不同，中国人与非洲人最后交了朋友。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那现在我们看到了，一条铁路让非洲人民把中国人记了半个世纪，他们一直把毛泽东的像与本国开国总统的像并列悬挂着。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这样？只有非洲及第三世界国家。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华侨教师张国基的信中就表达了“大家好的主义”：“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之政策。”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 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早在1960年，毛泽东就考虑用新的“逻辑”即如何将共产党人的理念应用于全球治理问题，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　　 （摘自7月22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