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富贵更不服：“耍埋汰谁能耍过你？你咋当的饲养员，谁还不知道？”谁都知道饲养员是队里挣工分最多的，但棒劳力当不上，郑万山当年从山坡上滚下来，一瘸一拐了半年多，就当上了。一提这话茬儿，郑万山鼻子沟都泛白，眼看着汗就要冒出来。韩富贵身边站着的老铁匠，这时赶紧拍了拍韩富贵肩膀，说道：“富贵呀，说铃铛，你不是想要铃铛？”韩富贵从不跟老铁匠斗嘴儿，又说回了铃铛：“我不要，谁也不要。我一要，全都想要。都他妈的——眼皮子浅、腚沟子深！”
院儿里又是一片七吵八嚷。
一个鼓眼珠子的老头，嘴巴松开烟袋锅，像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对老铁匠低声说道：“他们几个，争啥争呢？要那么论，这铃铛最早是人老阚家的。”这老头姓庞，脖子上有个瘿袋。
“老庞头，你个老粗脖儿，”韩富贵不光嗓门儿大，耳朵也机敏，冲着老庞头嚷，“分老阚家浮财那前儿你多大？三四十有吧？我才十来岁，咋还没我有记性？那头青骡子不是分给我家了？”老阚家是当年第一大乡绅，家财万贯，整个东山都是他家的。斗阚大地主最积极的就是韩富贵他爹，分财产分得最多的，也是韩富贵他爹。
老庞头被损得灰头土脸，举着烟袋锅，不敢吭气儿了。这人平时话挺少，老两口儿拉扯个外孙子，名叫庞大海，日子紧巴巴。倒是郑万山，心也不服嘴也不服，又戗戗道：“韩富贵，你嗓门儿大，你倒是问问铃铛那物件儿，它想跟谁？”
院儿里舞马玄天，正在难分难解，村小学左校长走了过来。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
左校长细眉细眼，架副眼镜。走路挺胸抬头，颇有几分文气。怪就怪在常年只戴一只套袖，有时藏蓝，有时墨绿，弄得总有一只胳膊失真。那天他左胳膊一半浅灰（衬衫是灰的）一半藏蓝，抬起来扶了扶眼镜，站住了。
“乡里乡亲的，大家不要吵嘛！”
“左校长，来得正好，您给评评理，韩富贵是不耍埋汰？”
左校长温和地笑了笑，“多大个事儿，说来听听。”
“嘻，屁大个事儿。”郑万山儿子叫郑四方，正在村小念书，数他最知道见啥人说啥话。“你个孬种！左校长，斗大个事儿。”韩富贵脾气直，总说自己下辈子再起名就叫韩正义。
“说说看，松花她爸。”韩富贵大闺女叫韩松花，也在村小念书。韩富贵跟谁都敢耍驴，就跟两个人不耍：一个左校长，一个老铁匠。要不是这位左校长，韩松花怕是连学都没的上。每学年那五块钱学费，在老韩家是天大个数。眼瞅着别人都上学了，韩松花跪在地上，央求韩富贵让她也去上学。韩富贵差点把牙咬碎，骂了半晌，出门去找了左校长。见了面儿先骂自己混蛋，明明养不起，还一个接一个，连生了三个。生完又塞不回去，连五保户都没资格申请。两口子像俩废人，一丁点来钱道儿也没有，每天太阳一出来就愁，月亮挂头顶时继续愁。左校长知道他家啥样儿，二话没说就去大队开证明，又是申请又是上报，韩松花的学费一分也不用交了。韩富贵一琢磨，老二老三离上学也不远了，就把那两个减免学费的事，提前对左校长千恩万谢了一番。左校长最怕村里哪个娃没学上，韩富贵等于用自己的娃戳了左校长的软肋。校长答应了——万一申请不下来，那俩娃学费，他从工资里掏。
韩富贵围着左校长转了五六圈，抢铃铛的事才算说清楚，正要继续转，有人受不了了。“韩富贵，你让叫驴附体啦？那是左校长，你当磨盘啦？”有人哄笑，有人加纲，说叫驴回来了，给自己转迷糊了。韩富贵借这话表现出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儿，抓起拴着铃铛的绳套，二话不说，自脑瓜顶一套，叮叮当当，把自个儿拴住了。
“松花她爸，你这气性，还真是挺大。”左校长到底有文化，憋住了，仅带一丝微笑，别人没这功夫。一时间，老榆树的荫盖里没了好动静，大笑声连成片，听着像野鹅狂叫。韩富贵丢了面子，却捞到了实惠，象征性地又喊了两嗓子，两条腿一高一低，把自己拐回家去了。
这位左校长不是别人，正是我爸。他回家学抢铃铛那件事时，我七岁，读村小一年级，跟韩松花、郑四方还有老庞头的外孙庞大海一个班。我爸那天说完那事儿，加了句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需要有解决矛盾的人。”我觉得我爸有吹嘘他自个儿的成分，我妈说那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想，既然是通病，我爸肯定也得上了。不过我还是抱了一线希望，问我妈：“所有通病都有疫苗吗？”我妈以会计对待账本的认真态度对我说：“哪能呢？我听说外国有个什么滋病就没疫苗！”我对我妈的回答不太满意，又说不出不满意在哪儿，于是又问：“妈，你算知识分子吗？”
我妈是村供销社卖货的，主要负责入口的东西，酱油醋、青方红方，尤其是来自海边的一种小咸鱼，最紧俏。那年头，为了买青红方时能多得几滴汤汁，我妈就被拥戴为全韩屯最受欢迎的人。不管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谁见到她都一扫脸上的阴霾和惆怅、劳累和疲惫，大老远就欢声笑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地招呼：“彩霞！小王！王彩霞！”重点是：我妈有个理论，只要挣工资、吃卡片儿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她就是到点儿就开支的。
面对我的询问，我妈态度越发认真，皱了皱眉头，使劲儿思索一下，对我说：“算，我觉得我算。”
我心想，看来我妈说的那个知识分子的通病，是真的。没有疫苗也是真的。她和我爸都得了。
可我妈好像早已忘了那话。因为接下来她又一次郑重地对我说：“天伦，只要挣工资、吃卡片儿的，准准的都错不了，你以后也得当个知识分子。”
这话一直陪伴我，隔三岔五萦绕耳畔。直到高三那一年。 （选载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