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困于“孤岛”上海的数百万中国人迫切想要知道抗战形势，需要一份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报纸。严宝礼等人设法联系到上海跑马总会的苏格兰人克明，以赠送干股、推为常务董事、付予高额薪金为条件，使他同意充当“守门神”，向英国驻沪总领事署注册成立文汇有限公司。又因克明早年曾在上海英文《文汇报》当过记者，故袭用原中文报名。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在上海应运而生。

　　四次“大威胁”

　　由于《文汇报》“公开骂贼”的本色，使报纸很快成为日寇及其走狗的眼中钉、肉中刺。徐铸成曾回忆说：“当时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真可以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在它生存的一年半中，受到大的威胁就有四次。”

　　徐铸成所说的四次“大威胁”分别是：第一次，1938年2月初，四马路（今福州路）报社经理部被歹徒掷进一枚炸弹，当场炸死营业员陈桐轩、广告员萧岫卿，炸伤多人；第二次，在“维新政府”酝酿期间，徐铸成在编辑部收到一个热水瓶包装盒，里面装有一截已腐烂的手臂，并附恐吓信“此乃抗日者之手腕，送与阁下，希望阁下更改笔调，免尝同样之滋味”；第三次是1938年3月，原准备就任“维新政府陆军部长”的周凤岐在寓所被刺身亡，《文汇报》刊登社论后的第二天，一品香旅馆一茶房送来一筐贴有永安公司招牌的水果，后经化验每个水果都被注射毒药，茶房供称，是一个日本人给了一元钱叫他送来的；第四次是《文汇报》被迫停刊前几个月，敌伪买通一印刷工人，把一枚小型炸弹带进机房，企图炸毁印刷机，结果仅炸坏印刷机一段基脚，没有影响第二天的正常出报。

　　粉碎阴谋

　　1939年4月后，日方对租界当局频频施加压力，5月16日,《文汇报》接英国驻沪总领事署通知：因“未符业经通知手续”，自18日起暂时停刊两周。而就在停刊前后，还发生了一场攫取与反攫取的激烈斗争。

　　四五月间，华北大汉奸董康的侄子董俞积极奔走，欲为汪伪拉拢收买《文汇报》。5月12日,《文汇报》刊登《汪派分子白昼做梦》一文，对此作了公开揭露：“忽有某君偕其友人前来访问本报当局，据称系代表汪精卫方面前来致意，言汪每月拟致送本报数千元，并称如能接受此款，不特毫无问题，且可保证安全云云。本报当局闻言，当即严词拒绝。”于是，董俞转而以万元收买克明，让克明使手段逼迫严宝礼辞去总经理一职，以掌握《文汇报》财权。

　　就在停刊期满前夜，《文汇报》编辑部召开会议，由徐铸成起草一则《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表明《文汇报》抗日救国的立场不容变更，万一这个目的无法达到，也绝不让报纸成为日本侵略者与汉奸的舆论工具。

　　1939年6月1日,《申报》刊出了这则紧急启事。随后，严宝礼、李子宽等人根据英国公司法“如有三分之一股权不同意，公司不得继续经营”的规定，紧急筹划，趁《文汇报》停刊、文汇股票大幅度下跌之际，大量购进足够股权。由徐铸成等人委托与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相熟的马季良，将一份申请《文汇报》停刊书递交给正在上海的寇尔，并指出克明之流所为，“违反英国国策，危害中英邦交”。寇尔了解情况后，批交英国驻沪总领事署，注销文汇出版公司的登记。日寇与汪伪想要攫夺《文汇报》的阴谋终告彻底破灭。　　　　（摘自《上海滩》2025年第1期 陈祝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