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书结缘

　　20世纪80年代，我在山东省出版总社任副社长，分管图书外贸和《孔子文化大全》的编撰工作。1988年汉城（首尔）奥运会期间，在老社长杜秀明和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南的支持下，我们与韩国日报社合作，在汉城乐代大厦举办了“孔子文化大展”。台湾孔孟学会会长陈立夫（见左图，上世纪80年代作者拜会陈立夫）派秘书参加了大展开幕式。

　　展览闭幕后不久，我便收到了陈立夫先生寄来的书和信，他除了对汉城“孔子文化展”的成功表示祝贺外，还寄来了陈香梅女士在美国及台湾的畅销书《一千个春天》，希望能在山东出版社出版。国内的政策是，出版境外图书须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先与陈女士交谈一下，看她还有什么书希望在国内出版。

　　在陈香梅率团访华期间，她约我们到北京贵宾楼见面（见右图），商谈图书出版事宜。我同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金明善一同前往，见面寒暄几句之后，我便直截了当地说：“陈女士，你的《一千个春天》，文字优美，感人至深，但现在国内出有困难，你还有什么书要出版？我会努力去办。”陈香梅爽朗地笑了笑说：“典型的山东人性格，说话不绕弯子。我喜欢和山东人打交道。”随后她像早有准备一样，拿出了一叠书稿说：“你说的我理解，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出书，不能炒旧饭，我刚写了本《春水东流》，就交给你了，怎么改都行，按你们程序办。”我说：“那怎么行？我们的规矩是，改稿一定要作者本人认可，最后还得由您签字定稿，我们才能出版。何况您是大家。”她说：“那就这么定，最后定稿你们到华府（华盛顿）来也行，等我回国也行，一起研究定稿，我们一起对读者负责。”她的《春水东流》一书的出版协议，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春水东流》一书于199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陈女士在国内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书，之后一发不可收，国内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50种陈女士的书，而她最看重的《一千个春天》，直到2008年才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在香港为我“打场子”

　　1992年，我被调往香港《大公报》工作。我既没有办过报，也不懂广东话，信心不足。周南说：“既然组织上选中你，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好，你策划组织了汉城‘孔子文化展’、香港‘孔子文化大展’，这种国际性文化展能办好，办报的事，只要尽心尽力也能做好。大公报社社长在香港社会地位不低，你要广交朋友，增长见识，三教九流都可以接触。”

　　陈女士到香港，第一时间与我见面，她鼓励我说：“搞政治就是交朋友，办报也一样。香港我有人脉，我会介绍给你。我会为你‘打场子’的。”我当时不懂什么叫“打场子”。她让我把报社的总编和副总编们都请来，她做东，请大家一起聊聊。在餐桌上她谈笑风生，很会搞气氛。她开场就说：“今天我特别高兴，好像回到当年，这酒店是当年我与初恋初次见面的地方。”她指着一位副总说：“当年我的男朋友就坐在你坐的位置上。”那位副总显得有点尴尬，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她又说：“我的山东老友，来做你们的社长，我很高兴。山东人厚道，你们可不要欺负他呀！他现在听不懂广东话，你骂他，他都不知道。”此话一出，又是一阵笑声。她在给老总们祝酒时，不动声色地介绍了我的情况。至此，我才逐渐明白，什么叫“打场子”！

　　专栏作家

　　1981年，陈香梅接受邓小平的邀请，以里根总统特使身份率团访华，受到热情接待，加之邓小平说了一句“美国有一百位参议员，但陈香梅只有一个”之后，陈香梅在国内大受欢迎。她差不多每年都要回国两三次，其间总是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我们的接触也就越来越多。

　　有一次，有一突发重要新闻，报馆老总让我约陈女士写评论，我打电话给她时，她已经在机场，等候登机返美。她满口答应说：“我在飞机上写，一到华盛顿，我就传真给你们，误不了明天见报。”

　　她是记者出身，从不误稿。她的新闻评论，深受读者欢迎。我问她：“你的名字前面写什么头衔好呢？”她毫不犹豫地说：“专栏作家，我是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让我做《大公报》的专栏作家，是我的荣幸。”从此，她为《大公报》做了七年的专栏作家。

　　陈女士的专栏文章大致有两个主题：一是回望历史，见证时代，分享她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二是缅怀故土，表达她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和赞美之情。

　　2001年，报馆筹备百年报庆，我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编写“百年大公报名记者丛书”，有老总提出，可否让陈香梅写回忆录，我们一并出版。我与陈香梅约稿，她依然是那么轻松爽快地答应了，并说：“要写，我就从‘情’字上用笔，有了情，才有可读性。你有什么要求？”我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随心所欲，手到擒来，我相信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的杰作。顺便多发些照片来，供编辑使用。”

　　不出所料，没过几天，她就把回忆录的自序先发来了。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我想我该算是个幸运的女人，也可以说是没白活。”“我这一生中，深刻地尝到亲情、友情、爱情的真谛，和甜酸苦辣的滋味。”“人的一生，无论如何大富大贵、权冠四方，假如心中没有爱，生活中没有感情，那么一切拥有都是空的。”

　　她很念旧，在自序中说到，我如何为她出版《春水东流》，请她做专栏作家，邀她写回忆录，并说：“我将在‘情’字上用笔，有了情，写出来的文字就会真。真的故事是比较让人心动的，有可读性。”我想她是在为自己的回忆录定下基调。

　　自序写于2001年12月28日，全书至2002年5月交稿。50多万字的回忆录，她仅用五个月完稿，当年她已78岁，这期间她还出访两次，可见她确实是一个令人尊敬、勤于执笔的文人。

　　2002年9月5日《陈香梅回忆录》首发式在香港举行，同时在香港各大书店公开发行，全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陈女士的历史照片200多幅。回忆录的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她的传奇和她为中美关系、两岸交流作出的贡献。

　　2018年3月30日，陈香梅在美国去世，既没有发讣告，也没有开追悼会。

　　陈香梅在美国去世十天后，我才知道。她一生辉煌，但离去时悄然无声。我找出我们相处时的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她亲笔签名的题画，使我百看不厌，勾起了我许多快乐的回忆。那是1996年10月，我与陈香梅、何鸿燊一起在Amigo餐厅聚会，应我之请，何鸿燊即席所画。我让陈香梅题词，她信手写道：

　　今夕何夕，得三五知音共叙，得好友何鸿燊博士即席挥毫，大家共赏。“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乐哉，美哉！ 陈香梅志何鸿燊 一九九六年拾月七号。

　　（摘自《世纪》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