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乘坐新干线

　　携手共同反霸：把缅甸和尼泊尔列为第一批访问的国家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在此背景下，一些外国政要纷纷访华，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领导人很少回访。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的变化，特别是霸权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使得中国领导人感到，尽快回访有关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很有必要。邓小平身体力行，于1978年1月和2月访问了中国的近邻缅甸和尼泊尔。

　　邓小平选择这两个国家作为第一批出访国是有重要考量的。缅甸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而且此后双边关系的发展比较顺利。在国际事务中，缅甸反霸态度鲜明。尼泊尔在1971年10月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其驻联合国代表说：“尼泊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非常亲密的邻邦。我们的关系是亲切的、传统的和友好的，并且是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抵达缅甸首都仰光，受到了盛大隆重的欢迎。邓小平的出访，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很大关注。在1月27日晚出席缅甸总理吴貌貌卡的宴会上，邓小平赞扬缅甸政府长期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赢得了各国人民的钦佩和赞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月30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国大使馆会见仰光的华侨代表时，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对于那些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则鼓励与驻在国人民搞好关系。“这是我们发展与住在国友好关系的重要一环。”邓小平的这番话，是针对当时周边国家一些华侨因“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造成住在国政府担心的情况而说的。因此，这番话实际上也是说给其他有这种担心的国家听的。

　　1978年2月3日，应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的邀请，邓小平乘专机到达加德满都，对尼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在当天下午同比斯塔会谈时指出：“我访问的第一批国家就是缅甸和尼泊尔，因为这些国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当晚出席比斯塔举行的国宴的讲话中强调：“中尼之间睦邻关系是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光辉范例。”2月4日上午，邓小平再次同比斯塔会谈，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坚定的，不会改变。特别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将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将来发达起来以后也不称霸。所不同的是，那时我们将能对第三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稳定东亚的重要举措：访问朝鲜和日本

　　1978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30周年，邓小平受中央委托，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平壤祝贺。9月12日上午，金日成与邓小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邓小平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中日关系时特地强调，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把反霸条款写入了正文，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还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与美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通报这些情况，体现了邓小平对金日成的高度信任和对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这次出访的直接目的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外交上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

　　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并发布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中明确写道：“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但是，围绕这个友好条约的反霸条款问题，双方经历了4年的艰苦谈判。当时的美苏两霸，苏联更加咄咄逼人，对我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而当时日本的外交政策，一方面要听命于美国，另一方面因“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不得不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随着形势变化，美国出于牵制苏联的目的，告诉日方在与中国签订友好条约时，“不要顾虑美国的态度”。

　　在最后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正文中，相关部分以中方同意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内容而各得其所。

　　邓小平10月22日抵达东京。第二天前往日本首相官邸拜会首相福田赳夫。他在谈话中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在下午同福田举行会谈时，他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两国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

　　10月25日是邓小平最为繁忙的一天。上午和福田举行第二次会谈。由于中日友好条约没有涉及到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台湾问题总有一天会要解决的。关于双方的经济合作问题，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对日本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越发展，同贵国协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这段时间，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生产设备和资金大量闲置，急于开辟新的市场。与中国合作，不啻于给了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下午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是这次出访的重头戏，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参加西式记者招待会。面对400多名世界各国记者，邓小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

　　鼓励团结反霸：访问东盟三国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邓小平应邀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三个国家都是1967年8月成立的旨在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而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各有不同。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于1974年和1975年与中国建交。当时泰国还是1954年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成员国。新加坡则是一个以华人为主、还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邓小平这次出访谈的重点内容是与这三国的领导人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鼓励团结反霸。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这十天的访问中，谈得最多的是团结反霸。

　　其中，鉴于新加坡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优势，邓小平三次提到团结反霸问题。抵达当天下午，他在同李光耀总理举行会谈时指出，东南亚的形势变化很难预料，亚洲安全体系（指1969年6月苏联领导人妄图孤立中国鼓吹建立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是有市场的。中国政府当然要正面地、明确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当晚，邓小平在李光耀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重申：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胁、颠覆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11月13日下午，同李光耀继续举行会谈。他指出，东盟把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贯彻到底，本身就是对霸权主义的一种平衡力量，至少可起防御作用。东盟是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因素。

　　邓小平1978年的七个亚洲国家之行，强调了反对霸权主义的主题，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摘自《党史博采》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