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夏梦

蒋俭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上海留下过短暂的踪迹

　　金庸老家在浙江海宁，他父亲所在的查家和母亲所在的徐家，都是当地望族。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的堂妹，所以算起来金庸还是徐志摩的表弟。徐志摩空难去世后，金庸被父亲派做代表去徐家吊唁，他在回忆文章中曾说：“我爸爸辈分比他大，他家有钱有势，假如去吊丧，难免有谄谀之嫌，于是派我去。”徐家把金庸当贵客接待，他在灵位前跪拜，徐父一揖答谢，徐志摩之子磕头答谢，然后给金庸单开一席，“我终身之中，只有这一次经历，是一人单独坐一张大桌子吃饭，两个穿白袍的男仆斟酒盛饭”，“我和徐志摩的关系到此为止，平常因年岁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

　　海宁还出了一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同族姑母，蒋百里后来和日本女护士佐藤屋登结婚，生下的三女蒋英嫁给了“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查品珍则在硖石侍奉婆婆，终身没有生育。所以金庸与蒋英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但仍以表姐弟相称。

　　金庸其实在上海也有留下过短暂的踪迹——从1947年10月他辞职离开杭州《东南日报》去上海，直到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而离开上海，这其间有着半年时光，他就是在上海度过的。

　　考入上海《大公报》

　　1947年10月6日，在进入杭州众安桥《东南日报》近一年后，查良镛（金庸本名）向报社提出请长假，他请假的缘由，是“工作殊乏成绩，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其实，这是一份口气婉转的辞职信。

　　查良镛高中毕业后，曾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读过一年两个月后退学。而现在他的堂兄查良鉴正担任上海市法院院长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在堂兄的提携下，查良镛得以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而在此同时，他也已经获得一份业内声誉更高的工作——上海《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

　　《大公报》是新闻界一份响当当的全国性大报，收入高，待遇好。所以当报社决定公开招聘三名翻译后，广告一出，应征者高达109人，其中包括大学教授、银行职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还有知名作家并附有出版作品。《大公报》上海馆在应征者中择优秀者10人参加笔试，试题由当时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并由其阅卷和评分。当日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查良镛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立即进行口试。之后，他又顺利通过了由杨历樵等主持的口试，由于他笔试、口试成绩均优秀，被《大公报》第一个录取。

　　查良镛曾对同学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时的感受：“《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排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得。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各种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兼职编辑岁月

　　而进入《大公报》的同时，查良镛还在邓莲溪主持的《时与潮》编辑部兼职做编辑。

　　《时与潮》1938年创刊于汉口，同年8月迁往重庆，在重庆的近七年，销量大，声誉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畅销的刊物之一。1946年12月，《时与潮》在上海复刊，编辑部先在长春路392号，本是中央信贷局局长徐继庄的产业，徐因贪污案被控逃往香港，房子被没收，拨给《时与潮》使用；1947年12月1日出版时，社址搬到梵皇渡路618号，此处原为棉纱大王的房子，上海市长钱大钧也曾居于此，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这是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俗称“小白楼”，编辑部就设立在楼下一间豪华的小客厅里，查良镛没住在客房里，而是住在阁楼上。他的工作就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查良镛再把译文和原文核对一遍，就可以发排 了。查良镛曾对余兆文谈起，邓莲溪为啥会请他当编辑：

　　我曾经为《时与潮》杂志翻译过一些文章，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我动作快这个特点吧。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稿件，看一遍后就着手翻译。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我两个小时就脱稿了，既不需要誊写，也不需要修改，所以当天就把译文寄给他们。这样翻译了一段时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时与潮》杂志社就来信说要聘请我做杂志的主编。

　　1948年初，查良镛的命运在偶然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当时，国共激战正酣，《大公报》上海版负责人胡政之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带领一批骨干，南下香港创办了《大公报》香港版。当时，香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人选因为太太临产而去不了，尚单身的查良镛就被临时派去。而这一去，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