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看和低估的茨威格

作家文摘 2023年01月13日 ·沈锡良·

1941年,自杀前一年的茨威格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是世界范围内被翻译语种最多的德语作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他最广为流传的作品之一。 1942年2月,茨威格和妻子在巴西的寓所结束生命。在绝命书中,茨威格说自己是“神智清醒地”告别人世的,因为他的心力在“漫长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岁月中已消耗殆尽”。

  茨威格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革命、饥馑、货币贬值、时疫和因遭纳粹驱逐而流亡伴随了他的一生。

  达到生涯的顶峰

  1881年11月28日,茨威格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父亲是纺织业主,母亲是银行家的千金小姐。1899年,茨威格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求学期间,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为成为一个写作者而奋斗。

  他先写诗,在20岁时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银弦集》,第二、三部诗集和诗剧《早年的花环》《特西特斯》分别诞生于25岁和26岁。与此同时,他开始写中篇小说,23岁时第一部中篇《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问世。他还任职于维也纳《新自由报》副刊,和众多的作家、艺术家建立了联系。他也翻译法国象征派抒情诗人魏尔伦、波德莱尔的作品。1910年,茨威格出版《艾米尔·维尔哈仑》专著,奠定了其翻译家的美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好友罗曼·罗兰的影响下,茨威格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一战结束后,茨威格回到了千疮百孔的祖国,只身前往萨尔斯堡,一待就是14年。1920年1月,茨威格与相识多年的弗里德里克·温特尼茨喜结连理。他们一起生活在位于萨尔斯堡城郊卡普齐纳山旁的一座小宫殿里。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在一战后拜访过那座宅邸,有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

  这段时间,茨威格创作甚丰,1927年出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至今是他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茨威格的人物性格研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尤其擅长运用内心独白、心理分析和意识流手法,使作品的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进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最能呈现其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的代表作。

  1928年,茨威格造访苏联,他的著作经由高尔基力荐,已有俄译本出版。两位作家此前保持着长期的通信往来。1931年《精神疗法》出版,他还将该书献给埃尔伯特·爱因斯坦。

  这段时间的成功使茨威格的世界主义和他梦想的“民族间精神谅解”的理念变得似乎可以实现。但他的作家朋友卡尔·楚克迈耶在回忆录中提到,茨威格曾在50岁生日时论断:“人生的繁华已享尽,接下来就是走下坡路了。”实际上,1932年前茨威格已达到作家生涯的顶峰。

  鲜活的文学生命

  纳粹掌权后,茨威格开始了颠沛而绝望的流亡生活。1934年2月18日,纳粹分子以茨威格家中藏有武器为由,对他的住宅进行搜查。两日后,茨威格坐火车流亡英国。1938年11月,茨威格的婚姻走向破裂。

  1939年9月3日英国宣布参战。茨威格和比自己小17岁的女友兼秘书夏洛特·阿尔特曼(“洛特”)加入英国籍。两人侨居英国期间,茨威格是在一边创作《玛丽亚·斯图亚特》一边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和洛特渐渐走近,发展成恋爱关系的。1939年,茨威格缔结第二段婚姻,之后至死没和洛特分开。

  1939年7月,他和洛特从伦敦搬至巴斯,在那里开始写作《巴尔扎克传》。不久后,茨威格夫妇坐船前往美国,并在纽约度过了1941年的夏天。再之后,又启程前往巴西。茨威格显然曾打算在巴西重建他的生活。但和之前流亡英伦一样,他在巴西同样深感丧失祖国和母语的切肤之痛,从他与朋友的通信来看,茨威格对巴西的描述是“无根”的,最终他还是要回到欧洲文学的传统中去。

  在巴西古城佩特罗波利斯,茨威格完成了他最为成功、也是迄今最受欢迎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小说表达了作家对欧洲严峻现实越来越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然而,在向出版商递交作品之日,正是他深思熟虑后决定结束文学生涯之时。

  奇异的反差

  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注意,文艺研究中的茨威格和文学作品中的茨威格,似乎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反差。文艺研究大多只从流亡文学的角度考虑他的作品,起初将他界定为“追求数量的多产作家”,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茨威格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作家,他说过:“有种艺术叫作舍弃。”他写完1000页的文字,会毫不客气地将800页扔进废纸篓,而只将筛选出的200页保留下来,但他却从不为此抱怨。

  进入新世纪以来,茨威格的作品一版再版。茨威格一波三折的戏剧人生充满了吸引力,尤其是他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三万封信件,既证明了他杰出的文学成就,也证实了他在流亡岁月中的悲惨命运。

  虽然他专注于法西斯主义危害性的研究,但他总竭力避免公开发表相关主张或参与相关活动,他毕其一生将这视为值得坚守的品质。时至今日,对茨威格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他所谓的“商业”上的成功被高看了,而他文学价值上的认可被低估了。     (摘2022年12月28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