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在上海时的朱德

朱德（前排左一）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

　　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县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毕业时，他被分配进云南新编陆军，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起，朱德历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和滇军营长、团长等职；1916年，他率部入川，参加护国战争，翌年升任靖国军少将旅长。这时，不少人觉得朱德已功成名就，可过悠闲舒适的生活，但“国事日非”，使他“陷入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朱德意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决心努力探寻新的救国道路。于是，在1922年6月上旬，他拒绝四川军阀杨森的厚遇挽留，放弃当师长的机会，从重庆乘江轮奔赴上海。

　　治疗失眠症

　　《朱德自述》提及：

　　1922年我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时，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事实上党还只是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自己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惟一的其他影响是跟留法归国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以及孙中山的民主而战上。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

　　其中，朱德回顾了自己早期的思想转变过程。

　　朱德抵达黄浦江畔，先住进上海法租界的圣公医院，治疗因长期辛劳和忧闷所导致的失眠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记述：“他要进入上海的法国医院，治疗失眠症；自从戒烟以后，他就为失眠所折磨了。而失眠是很痛苦的”“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朋友送来书籍报纸”“一股清新之风正吹遍全中国，他所看的报纸充满了有关新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从这些报道里，他决定加入共产党”。

　　考察上海

　　接着，朱德就对上海这座“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进行考察，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的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转到工人区域”，看见“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稚龄儿童好像奴工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全部工人阶级”。他不禁愤怒地感叹，这里是“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

　　1922年7月初，朱德因在申城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组织，就前往北京去找阔别近两年的好友孙炳文（他曾是朱德的旅部咨谋）。孙炳文与陈独秀、李大钊都相识，他向朱德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朱德听了非常高兴：“这是个好党，我在上海时有所闻。一定要找到，我也想加入。”

　　（下转第7版）

　　（上接第1版）朱德逗留北京期间，曾与孙炳文一起去拜访李大钊，因他此时在外地，故未能如愿。

　　1922年8月中旬，朱德偕同孙炳文回到申城。不久，两人与滇军将领金汉鼎一起去拜访刚由粤返沪的孙中山。孙中山希望朱德和金汉鼎整编滇军，赴广东讨伐发动叛乱的陈炯明。朱德对国民党依靠某军阀反对别的军阀之做法失去信心，决意与孙炳文结伴赴欧洲留学，他对孙中山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孙中山询问为何不去美国，朱德回答：“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他随即又补充道：“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孙中山最后赞同他的意见，并说明自己正在制定“新政策”。

　　见到陈独秀

　　仅隔数日，朱德跟随孙炳文悄悄走进上海闸北靠近公共租界的一所简陋房屋，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会面。

　　此前不久，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上通过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纪律等。坐定后，朱德坦诚地陈述自己的经历，满怀热情地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有点惊讶，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陈独秀思忖片刻，他表示：“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地学习和真诚地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

　　陈独秀的这番话，使朱德感到满腹委屈，他后曾回忆此事：

　　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然而，朱德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追求真理的坚定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丝毫的动摇：

　　我一定要争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踏上远渡重洋赴欧洲留学的征程。10月中旬，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他们转乘火车前往巴黎。此前在6月，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等18人，已于巴黎建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成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的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朱德获悉后，便去找在柏林的周恩来。10月下旬，朱德见到周恩来，恳切地陈述自己的身世和寻找党组织的经过，坚决要求入党。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后在延安采访朱德时，详细记录了他所回忆的此情此景：“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10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同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36岁的朱德终于在海外加入中国共产党。

　　（摘自《浦江纵横》2021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