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与谢冕先生（左）和评论家刘福春先生

　　谢老是个“吃货”

　　1990年夏，在《西湖》杂志举办的首届“西湖诗船”全国诗歌大赛颁奖会上，我作为获奖者第一次见到了谢冕先生。

　　第二次见到谢老，是1998年夏天。为了了解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抒情诗的创作情况，我进京采访谢老。著名诗评家沈泽宜先生说，关于朦胧诗，谢冕最有发言权。那次，我带了点茶叶、笋干，将两个独立包装的盒子装在一个纸袋里。当我来到北大中文系谢老办公室，取出伴手礼，谢老脸上的笑容收敛了。

　　我想，坏了，一定是我带的东西太微不足道了。结果谢老用软糯的福建口音道：“哎呀，卢文丽，你怎么能把茶叶和笋干放一起？会串味的！”后来我才知道，谢老是个“吃货”，对食物极讲究。谢老细腻耿直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写诗是一辈子的事

　　谈起朦胧诗，谢老说：“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现代主义诗歌一直没有藏身之地。”朦胧诗的出现让他觉得这些诗正是自己盼望的。

　　“1980年4月，中国新诗研讨会在南宁召开，只有我、孙绍振等人站在朦胧诗一边，大部分人都持指责态度。《光明日报》向我约稿，准备报道这次会议。5月7日，我的一篇3000字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了，文章一出，没想到反响极大。”《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谢老将朦胧诗的崛起，看作对“五四”诗歌传统的一种回归，堪称当代诗歌批评史上的经典文献。

　　谢老还询问了我的创作。我说报社工作虽忙，并没有放弃写诗。不久前，我创作的一组诗歌还获得了《东海》文学一个奖项，跟史铁生、余华一起上台领奖。谢老听了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写，说写诗是一辈子的事。

　　写信透露小“秘密”

　　时光像流水一般过去，跟谢老见面虽少，心中却时常惦记，偶尔也会通信。谢老用的信封和稿纸，大多搜罗于其下榻的各大酒店，看得出谢老环保意识之强。一次，我收到谢老一封信，信封是“新疆乌鲁木齐环球大酒店”，信纸是“北京西直门宾馆”，信封右下角，端正署着谢老手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字样以及邮编和姓名。

　　谢老记性极佳，曾在信中提到我们在杭州的一次见面。谢老是福州人，却对杭州情有独钟，他常说，西湖是他的“最爱”。谢老还说，杭州是诗的城市，对于杭州的诠释，只宜于用诗，而不宜于用散文。尽管用散文有写得好的，如张岱，但毕竟杭州是属于诗的。

　　谢老曾在信中向我透露过一个小“秘密”：2008年春，他曾独自从西湖之一的“柳浪闻莺”出发，绕湖长跑了一大圈。出发时日正中天，返回已是晚霞满天。原来，那次是谢老牵头组织编选的《中国新诗总系》，历经多年完成修订，编选人员在杭州举行了定稿会。谢老首访西湖是1957年，半个世纪后，他以绕湖长跑一圈的方式，表达对《中国新诗总系》夙愿将酬的欣慰。

　　“诗歌给我自由”

　　2009年冬，我的诗集《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出版。我给谢老寄去诗集，谢老夸赞这本诗集是我从事创作以来，做得非常漂亮且意义深远的一件事，为此专门撰写了评论文章《撒遍西湖都是诗》。

　　2017年底，我的诗集《礼》在北京小众书坊举办分享会。那天恰是立春，谢老应邀前来，面色红润、笑容依旧。他走到话筒前，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三十年过去了，我发现我当年所认识的诗人已经成熟。她把她所经历的人生予以浓缩和提炼……对一位诗人来说，情怀甚至比技巧更重要。技巧是后天的，可以学到，而情怀学不到。”

　　谢老一辈子写诗、评诗、教诗、选诗、研究诗，历经世事，依然葆有一颗童心。他热爱生活，啤酒要冰而爽，咖啡要热且浓，冷热甜咸，都要各在其位、各显其能。他坚持晨练长跑、冷水浴，几十年如一日，七十岁后，还三次徒步登临岱顶。他的声音总是兴致勃勃的，衣着总是儒雅得体，待人总是真诚坦率，他的文字更是有亮度、有温度的。

　　去年，谢老不慎摔跤，术后居家养伤，坚持锻炼，以顽强毅力，实现了自我康复。谢老的身上，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想，这可能跟他当过兵有关。去年，年逾九旬的谢老还出版诗集《爱简》，这些诗，是他的“青春之歌”。谢老说：“因为追求理想遇到挫折，我就想到诗歌，诗歌让生活有意义，诗歌给我自由。”　　　　（摘自2023年12月20日《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