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
目前学界存在的1927年5月某日下午邓演达在潼关冯玉祥欢迎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邓小平跟着喊，邓小平随即被冯军法处带走，次日经中共党员刘伯坚保释，才被释放，此种说法值得商榷。
“那个喊口号的人”是谁
据冯玉祥《我的生活》一书记载，1927年5月中下旬其总司令部潼关两次会上，均有人提出倒蒋口号。
（一）第一次会上提出倒蒋口号的人，冯并未逮捕他，最后让他走了。冯书有两处对此进行描述。一处是：
唐孟潇（即唐生智）先派来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为俄国留学生，与刘伯坚为同学，是位共产党……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学问好像极其渊博。
另一处是：
此人曾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口才颇佳，他长篇大论讲演，言词富于煽动力。
冯玉祥所说“此人”有这样的特点：北伐军总司令唐生智的代表、共产党员，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刘伯坚同学，学问渊博，会讲演或口才佳。笔者认为，汪泽楷（1894年-1958年），湖南株洲醴陵人，完全符合上述特点。
汪泽楷当时是唐生智的代表。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第6版载《陕西党部之反蒋大会》，“……于右任及唐（唐生智）总指挥代表汪泽皆演讲。”“汪泽皆同志演说大意”为“中央开除蒋介石党籍”有“意义”等。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第2版载《西安通讯：西北将领一致讨蒋》，出席者里有“唐生智代表汪泽皆”；汪在会上主张“讨蒋”。1927年2月至7月间汪泽楷使用姓名“汪泽皆”，所以此两报载都说明汪泽楷是唐生智的代表，在西安和潼关会上均喊了倒蒋口号。
汪泽楷是共产党员，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刘伯坚同学。汪泽楷夫人杜綝回忆说：汪泽楷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在巴黎成立时，汪泽楷和周恩来都是该组织创始人。1923年，汪泽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同年，受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中共党员汪泽楷是邓小平入团介绍人之一。邓小平回忆说：“（我在法国）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汪泽楷学问渊博，会讲演或口才佳，完全符合冯玉祥所说特点。所以，汪泽楷应是潼关会上最先提出倒蒋口号的人。
（二）第二次会上提出倒蒋口号的人，冯玉祥却抓了他。冯玉祥书中描述：
那时我正住在潼关……一日在野外对部队讲话，我力说此时大家当精诚团结……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说：“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以为军中纪律必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
笔者认为，“那位青年”绝非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此时23岁，当时文化水平属于上等，任教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至于“那位青年”具体姓名，现难以考证。
邓小平不可能去潼关
1927年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同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并攻克开封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于2日抵达开封。6日抵潼关。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从西安抵潼关与冯玉祥晤谈，两人于8日从潼关动身赴郑州。冯玉祥和邓演达途中同行。9日抵郑州，10日和11日出席郑州会议。可见，邓演达在潼关日期是6日至8日，即6日抵潼关，8日离开此地。李世军《会议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中说是某日下午邓演达与邓小平于潼关冯总部见面。如此回忆属实，见面应是6日或7日下午。
邓小平女儿邓榕和邓林据父亲回忆说：邓小平1927年2月从苏联到达西安，6月底离开此地赴汉。此期间，“父亲在西安期间主要做（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也曾短期兼在西安中山学院讲课。”中山军事学校分队长胡震回忆说：校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每天都很忙，上课、作报告，研究与处理学校的重大事宜，常常工作到深夜”。可见，邓演达在潼关的6月6日至8日，即周一至周三，正是工作日，邓小平当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或中山学院工作，不排除参加市内活动。邓小平亦不方便去潼关，因为两地距离约140公里。6日至8日，邓小平不可能去潼关见邓演达。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6月8日报道说：“昨七日”，从下午3点到6时余，中山军事学校焕章俱乐部“举行盛大之欢迎农民代表大会”；“到会者”有陕西省农协代表80余人和含校政治部主任邓希贤在内的“该校全体”。可见，7日下午，邓小平还在西安，邓演达和邓小平不可能该日下午潼关见。另外，6日，中山军事学校赠予陕西省农协成立大会代表锦旗；同日，上午10点至12点，西安举行“追悼李大钊同志”大会，国民党员一万余人参加。而邓小平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特别支部执行委员，此日得忙于参与或参加这些重要活动。因此，6日，邓小平亦不可能去潼关。
（摘自1月11日《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