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沟毛泽东旧居外景

　　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一旦顺利些，就要犯“左”的错误；一旦受挫折，就要犯右的错误，我们什么时候做到不“左”也不右，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做到不断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我们党就真的成熟了——这个话，就是老人家在杨家沟说的。

　　为何是杨家沟

　　1947 年11 月22 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代号为“亚洲部”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共计600 余人，来到了地处米脂县城东南23公里的杨家沟。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四个月零两天，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杨家沟的主人并不姓杨，而是姓马，马家是陕北的望族。在现代西北革命史上，马家有其特殊的地位。进入杨家沟后，中央机关住在了马豫章家的院子里。马豫章是马氏家族第十二世掌门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任肤施县（今延安）县长，毛泽东称他是“白皮红瓤”的抗日县长。

　　杨家沟其实不是一个村，而是个百年屹立的坚固城堡，这个城堡名叫扶风寨。清同治年间，陕西爆发回民起义，为了防范回军攻掠，马氏九世祖马国士决定集资建寨。

　　毛泽东在杨家沟的住处，是马家十代传人马醒民亲自设计建造的“上院”。马醒民，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留学日本，专攻土木建筑。当年，毛泽东站在上院城堡的大门口，曾经感叹说：这位建设者既懂得建筑，又懂得军事；既懂中国，又懂世界，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怎样认识和划分地主

　　究竟怎样认识地主，怎样划分地主？这是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杨家沟的马氏家族，就把这个问题活生生地摆在了毛泽东与共产党面前。

　　明代万历年间，马家的祖宗马云风，因在榆林通往东胜、包头的驼道上搞蒙汉交易而发家致富，十几代人下来，终于成了陕北的望族。从历史上看，马家并不是依靠土地剥削发家的地主，而是靠商业资本。

　　道光十一年（1831），因为连续五年水灾、旱灾、霜害，禾菽无收，米脂周边各地的农民群聚杨家沟，要求出卖自家的土地，而马家坚决不愿购进土地，因为马家的祖宗很早就意识到，地主既收租剥削农民，同时也要缴纳沉重的皇粮国税，就只能更残酷地压榨农民。

　　但是，由于四周农民住下便不走，最终，马氏七世祖马嘉乐决定：只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而不买所有权。围绕着土地使用权和土地税，马家从绥德州、榆林府告到兰州陕甘总督府，历时三年，总算打赢了一场以民告官的官司。

　　在陕北民众心目中，马家是“反官府”的英雄。马家兴办教育，为陕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提倡乡里文化，是乡村共同体的领袖。这样的人家是不是可以被简单划为“恶霸地主阶级”，是不是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打翻在地、 “扫地出门”呢？

　　毛泽东认为，在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官僚买办金融经济统治下，马家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保护力量，在反抗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们是有人民立场的。毛泽东说，马家代表的是商业资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伟大转折

　　1947 年12 月25-28 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而会址就是马豫章家的客房。

　　12 月25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杨家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奋斗征程的转折点。

　　毛泽东说，在这个顺利的时候，尤其需要用“可能失败”来提醒大家，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最容易失败？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最容易走向失败。

　　从这样的“大历史”视野，毛泽东特别指出，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就集中体现为人心的转变。

　　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中共26 年奋斗的经验与教训。他说，今天我们最大的胜利，不是别的胜利，而是赢得了人心；今天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心动向发生了变化，是人民群众站在了我们一边，而蒋介石被孤立了，他失去了人心、民心、士子（即知识分子）之心。但是，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说——蒋介石正在失去人心，人心有转向我们的趋势，我们绝不能说， 我们已经获得了人心，更不能说，蒋介石失去人心，就等于我们已经获得 了人心。

　　习仲勋、任弼时的上书让毛泽东大为震动

　　在杨家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土改中出现的严重的“左”的错误。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左”的错误，已经大到可以葬送土地改革，葬送人民解放战争，乃至葬送中国革命的地步。

　　那个时候，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一面却发现土地改革中出现了极大的“左”的倾向。这个问题如何纠正？靠谁来纠正？能不能纠正、并迅速纠正？在杨家沟，毛泽东可谓心急如焚。

　　土地改革运动（1946 年5 月到1948 年5 月）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在1947 年“十二月会议”之前，全国土改是由中共中央工委主持领导的。

　　1947 年3 月，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在田庄镇分别，刘少奇一行过黄河到达晋绥解放区。刘少奇去西柏坡后，康生、陈伯达留在晋绥，他们无视晋绥解放区按照中央《五四指示》，已经基本完成土改的事实，别出心裁地提出再次土改，推行“查三代”“挖地财”“搬石头”“贫雇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等一系列极左的、破坏性政策，严重地破坏了解放区的基础和基层政权。

　　1948 年1 月4 日，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紧急致信中共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习仲勋指出，这样的土改政策，不是使我们获得人心，而是极大地失去了人心。

　　再一个站出来的是任弼时。实际上，早在1947年11月12 日，中央决定去杨家沟之前，任弼时就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做得过火点的地方，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 富裕中农算成富农者，因此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习仲勋与任弼时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的意见，使毛泽东大为震动，但也使毛泽东感到由衷欣慰，更使毛泽东坚定了这样的思想：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上，由于“左”的错误，革命可能走向失败，使共产党失去人心。

　　毛泽东遂决定，必须立即纠正“左”的错误。　　  （摘自《风起陕甘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