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钱三强（右）回国前夕在巴黎与约里奥-居里夫妇合影

（摘自本书编写组编《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国著名科学家的实践与思考》，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法语程度还不错嘛”

　　1936年夏天，我告别清华园，走上了社会。我毕业后，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前途：一个是到南京军工署研究机构工作，另一个是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去。我选择了后者。所长严济慈先生分配我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先生找我去谈话。他取来一本法文科技书，让我念给他听听。他听了一会儿，说：“法语程度还不错嘛！”之后，才告诉我为什么要考察我的法文，原来是想让我去考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到法国留学的公费生。当时有三个留法名额，其中之一是到居里实验室去学习镭学。严先生希望我能去学习这种当时最前沿的学科。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考上了。1937年夏天，我就进入了世界闻名的居里实验室。

　　居里夫人发现了镭，是放射化学和原子核物理学的奠基人。居里夫人即使在成名之后，很长时间内也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实验室。直到她的晚年，法国政府才拨款在巴黎大学建造了一个镭学研究所，由她主持研究工作。居里实验室就是镭学研究所的组成部分。居里夫人逝世后，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和她的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继承了前一辈的事业。

　　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20世纪30年代的居里实验室，保持了世界上最先进最重要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的地位。这并不是依靠了居里夫人的名声，而主要是由于约里奥-居里夫妇的一系列杰出的工作。我能够在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伊莱娜·居里夫妇领导下做研究工作，实在是我的幸运。

　　我到了巴黎之后，跟着约里奥先生做博士论文实验设备的准备工作。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以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目的是想多学一点实际本领。我找到伊莱娜夫人，提出希望参加一点放射化学的实验。她把我介绍给化学师郭黛勒夫人，我就协助她一起制备放射源。在清华学到的吹玻璃技术，这时也发挥了作用。由于我工作主动肯干，又比较虚心，所以郭黛勒夫人就对实验室里的其他人说：“你们有什么事做不了，要人帮忙的话，可以找钱来做。他有挺好的基础，又愿意效力。”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干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才行。例如放射源的提取，我自己不做，又有谁能给我提取呢？所以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这样，我在实验室里待了两年，增加了不少知识和技能。1939年初，伊莱娜·居里夫人又给我一个课题，让我协助她测定铀和钍在中子轰击下产生的放射性镧的β能谱，以证实是相同的裂变产物。

　　进退乏路

　　但实验室外面的局势，却总使我心中十分不安。中国正受到日本的侵略，我的父亲也由于忧愤过度而与世长辞了。我那时还不太清楚法国战败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德国已逼近巴黎。有一天，经法国友人的提醒，我们也开始了逃难。所谓逃难，就是骑上自行车，向巴黎西南方向逃去。走了两天多，就不能往前走了，原来德国军队已赶在前面，把我们这些巴黎难民都拦住了。于是，只好又坐火车折返巴黎。我回到巴黎之后，心情很是沉重。不但祖国被入侵，家园沦陷，法国也落入希特勒法西斯之手了。进退乏路，报国无门。再有，就是现实的困难，到8月份，中法教育基金会的公费就断了。回国不行，留下来也没有生计，怎么办呢？

　　有一天，我在一条小路上散步沉思，突然抬头看见约里奥先生正向我走来，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想到他也没有走。事后我才知道，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伊莱娜·居里夫妇原来是决定要走的，并且已经离开了巴黎，到了法国南方的克莱蒙弗朗，准备上船。可是，临时他们想想不能走。“我们走了，法国怎么办？”于是，他们把当时能够弄到的重水（重水是当时认为可能制造原子堆所需要的重要材料）托付给两个可靠的学生运走，自己却回到了巴黎。我向约里奥先生诉说了自己的处境。他听了之后说，只要我们自己能活下去，实验室还开着，就总能设法给你安排。当时约里奥-居里夫妇尚可以支配居里基金，就把我留到她的实验室继续工作了。

　　巴黎沦陷后，德国人也占领了法兰西学院的核心化学实验室。名义上占领这个实验室的是德国的核物理学家玻特教授，也有盖世太保在实验室监视，但一般情况下不干涉约里奥-居里及其手下人的科学工作。约里奥先生做学术报告时，玻特教授也来听听。表面上似乎和平相处得不错，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约里奥先生与德国人“合作”了，意思就是妥协投降了。但实际上，约里奥先生却在从事地下救亡活动。约里奥先生的助手和学生中，许多都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就这样，约里奥-居里的实验室，表面上是处在德国占领之下，实际上却是地下活动的据点。

　　再回居里实验室

　　我在沦陷后的巴黎度过了1940年和1941年。虽然在科学工作上又有了不少长进，但心中总是很不安，一直思念着自己的祖国。这时，从里昂方面传来一个消息，说法国南方还有船开往中国，但不定期，要等机会。听到有这种可能性，我就决定回国。1941年底，我从巴黎来到里昂，在那里暂停，住在中法大学宿舍里，打听船的消息。谁知道一打听又说是走不成了，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里昂大学物理系有个物理研究所，我就到那里临时做点工作。

　　因为法国当时被分为“自由”区和占领区，巴黎属于德国直接占领地区，而里昂却属于维希政府（傀儡政府）管辖的地区。来往于两者之间是要签证的，我已不容易回巴黎了。

　　我给约里奥先生写了一封短信，问问情况。当时伊莱娜夫人身体很不好（与她的母亲一样，是受了放射性的影响之故），每年冬天都到法国瑞士边境的一个疗养区休息养病。她在疗养地（属于“自由”区）写信给我，约我去谈谈。我到那里去陪伴了她两三天。她说既然你回国无路，只要你愿意，约里奥可以帮你弄到回巴黎的签证。1943年1月，我得到了签证，回到巴黎，在居里实验室继续进行我的研究工作。

　　总起来说，我在居里实验室的头八年中，从一个对原子核科学尚未入门的青年，逐步成长为能够独立进行前沿研究的科学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