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关铭在长城站前

　　“再过几天，最后一名仍在工作岗位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员亦将跨入退休这一人生新阶段。”这几天，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海洋二所”）研究员杨关铭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

　　作为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中最年轻同时也是最晚退休的一员，杨关铭的人生像是按下了“快进键”——1964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5岁时考上厦门大学海洋系，本科毕业分配到海洋二所工作，20岁时便加入南大洋考察队前往南极。之后，他一直留在海洋二所工作，直到今年3月正式退休。

　　勇立潮头探南极

　　1983年刚刚加入《南极条约》的中国，作为缔约国在南极事务上没有发言权。“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慢慢发展、强盛起来了，南极那么大一块资源丰富的地方，假如我们没有话语权，那和我们国家的地位是不相配的。”杨关铭谈及科考出发前的背景时坦言，要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有两个硬性指标，一个是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二就是要在南极开展科学考察活动。

　　1984年11月20日，由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乘坐“向阳红10号”远洋科考船从上海出发，开始远征南极。12月30日，考察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终于登上了南极洲，中国人第一次将五星红旗插在南极大陆上。

　　尽管到了南极的夏天，昼夜温差很大，最低温度仍在零下十几摄氏度，在调查作业时经常与零度的海水打交道，杨关铭因为个子高、脚大，没有合适鞋码的南极靴，当时只好将就着穿两双袜子保暖，外面再套一双普通的雨鞋防水，“双脚的冻疮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痛又痒”。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1985年1月26日，在南大洋，杨关铭遭遇了终生难忘的风暴袭击。“向阳红10号”陷在狂风大浪之中，整整9个小时无法摆脱。

　　回忆当时经历的危险，杨关铭的语气变得激动起来，“真的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我们当时坐在主甲板下面一层里面，看到舷窗外一会儿是海、一会儿是天，浪都是不规律的，风浪使钢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杨关铭说，彼时的他无法端坐，却也不再晕船，不再与同伴交流，神经变得高度紧绷，“当时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了，只是觉得中国人第一次去南极考察，如果搞砸了那真是太遗憾了，将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1985年2月24日，在南极大陆上，杨关铭迎来了自己的21周岁生日。在前辈们为自己庆生时，他内心只有一个愿望：“活着回去。”

　　“二所有求，我必应”

　　那年，海洋二所的科考队员们在南极半岛上用重力柱状取样器焊接作指向杆，在上面用油漆书写下了“中国杭州”四个字，至今它仍屹立在南极长城站的一旁。当时，队员们还给长城站边的小淡水湖起名为“西湖”。

　　杨关铭说，也许是乡愁和“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的信念，离祖国越远而变得越强烈，自始至终支撑着考察队所有人渡过难关。站在南大洋的浪头上，杨关铭和其他成员最终顺利完成了多个测站多学科的南大洋科学考察任务，于1985年4月顺利地返航回到祖国。

　　“不可不去，不可多去。”杨关铭开玩笑式地总结了对南极考察之旅的感受，“在20岁出头，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的时候，去了南极考察，经历了一次生死，我对很多事情也就看淡了。”

　　杨关铭回到海洋二所专心开展科研工作，同时，他也担任社会工作，作了多场有关南极的报告。作为海洋二所“国家队”的一份子，杨关铭希望能够接着在这个让他迅速成长、得到了丰厚回报的平台发挥余热，“二所有求，我必应”。

　　退休后还想再去趟南极

　　马上开启退休生涯的杨关铭向记者透露了自己未来的心愿：“我一直想带我夫人一起去南极故地重游，因为这在我们家很有纪念意义。”

　　原来，首次南极考察队中的地质组组长、带头制作“中国”“杭州”取样器指向杆的队员眭良仁就是杨关铭的岳父。“考察完地质又考察了我这个女婿，经历完生死又能品尝温情。”从南极回来的杨关铭相信，命运里的缘分妙不可言。

　　从只有设备技术落后的“向阳红10”号科考船的首次考察，到如今“雪龙”号、“雪龙2”号、“天惠”轮货船三船保障的第40次考察；从长城站落成到第五座科考站秦岭站的开站；从靠自己摸索到经验丰富、科研交流遍布全球，从南极一隅到深入极圈……中国也正处在为更好地认识南极、打造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更多中国力量的发展新阶段。  

　　（摘自3月2日潮新闻客户端 王晶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