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刘子超著 文汇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桥，一战的导火索由此点燃

　　从北到南，由冬入春 ，穿越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八个国家，23个城镇，再度见证世界的细碎与广阔。刘子超沿着现代历史开始的道路，穿越火线，经历那些最浓烈的爱恨与自我挣扎。一本四处漫游的旅行文学，却讲了一个个寻找家园的故事。

　　我坐在的里雅斯特一家酒吧的桌边，连绵的阴雨扰乱了我的心绪，也为眼前这座意大利城市平添几分边陲之感。

　　这家酒吧位于巴尔干人的聚居区。店面开在一楼，是一栋不起眼的土黄色建筑。长条形的吧台后面，有个亚洲青年在忙碌着。墙上挂着一柄绘有“双龙献瑞”的折扇，为这家小酒吧增添了几分不太协调的东方氛围，同时也透露出青年的文化背景。于是，在点第二杯酒时，我就顺势用中文和他攀谈起来。

　　他是温州人，1997年出生，11岁那年随父母和姐姐一起移居意大利。他们做过各种小买卖，直到12年前开了这家酒吧。客人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巴尔干工人——因为意大利需要体力劳动者，而工资又远比巴尔干高。

　　小伙子告诉我，那位沉迷于老虎机的是一位塞尔维亚来的建筑工，而留八字胡的老人是克罗地亚来的管道工。“他是这里的常客，总是赊账。他是按日结算的工人，干一单能赚几十欧元，挣了钱就花光，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温州小伙子说，“意大利本地人的酒吧不赊账，只有我们中国人的店才会这样。所以，他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这时，克罗地亚管道工步履蹒跚地走向我们，腿脚显然有些问题。他戴着厚底眼镜，脸上的皱纹像风琴的琴箱，双手骨节突出，如鹰爪般枯瘦。他又点了一瓶啤酒，依旧是记在账上。“我们都担心他哪天死了。你能看出他身体状况不太好吧？他跟我提过，他的腿是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中受伤的。”我轻轻点点头，目光追随着那位克罗地亚管道工。他的身影像一辆风尘仆仆的旧汽车，身后是蜿蜒在巴尔干山间的道路——我即将踏上的道路。

　　巴尔干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关于暴力和战争的故事；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关于冷战和南斯拉夫的故事；然后是危机、崩溃、分裂并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

　　现代意义上的巴尔干，其实是近两百年才形成的概念。从15世纪到19世纪，巴尔干半岛最普遍的地理称呼是“欧洲的土耳其”或“鲁米利亚”，即奥斯曼帝国征服自原来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土地。那时，民族的概念还未成形，人们的身份认同几乎完全依附于宗教信仰，而非民族身份。这种缺乏民族认同感的前现代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

　　在的里雅斯特郊区，有一条历史悠久的“拿破仑大道”，就见证了军事征途和思想交融的历史。这条五公里长的步道，从的里雅斯特的奥比齐纳镇一直延伸到著名的起泡酒之乡普罗塞克村。

　　在启程前往巴尔干之前，我特意踏上了这条步道。因为正是拿破仑的军队，像播撒种子一样，将民族主义的理念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某种意义上，拿破仑大道是一条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路线。拿破仑对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入侵，直接刺激了当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在伊利里亚地区，即今日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开始出现一种斯拉夫民族的认同，最终蔓延为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民族主义成为欧洲社会政治思想的巨浪，势不可挡地推动着民族构建。它如一场燎原大火，以极其暴烈的方式，重新勾画了欧洲版图：意大利和德国相继统一；奥匈帝国解体；巴尔干半岛上的诸国相继崛起——它们纷纷要求摆脱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基于民族原则，成立主权国家。

　　整个20世纪，在这片土地上爆发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屠杀、种族清洗、难民潮和人口交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因此写道：

　　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的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

　　在维也纳的陆军历史博物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展览再次让我深受触动。

　　展示柜里陈列着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时所穿的天蓝色制服。领子右侧是一个直径仅几毫米的破洞——正是这枚破洞，在不经意间引爆了民族主义的火药桶，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帝国的坍塌与千万生命的消逝。斐迪南大公的遗体先是从巴尔干腹地运抵的里雅斯特港，再由铁路运回维也纳。这让我想到，或许可以循着这一路线，从的里雅斯特出发，开始我的巴尔干之行。

　　午后，我走出旅馆，乘公共汽车前往穆贾。我要从那里启程，一路穿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波黑、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希腊，最终抵达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