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5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讲话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亲临清华大学作报告，对学校的各项工作给予了深切关怀。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专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肯定政治辅导员制度

　　邓小平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坚持“学校应当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多次强调要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1956年波匈事件引发国际上喧嚣一时的反共浪潮，对广大师生思想信仰造成了冲击。1957年1月12日，邓小平受邀亲临清华大学作形势报告，指出：

　　我们的事业是很年轻的，马克思到现在才一百年出头，俄国革命才四十周年，也就是四十岁，东欧才十一岁，我国才七岁，七岁才开始上小学，年轻得很！在这种情况下，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出一点乱子是不可能的，想不出乱子，除非是空想家。

　　邓小平寄语清华学子：“我们提倡艰苦奋斗。要学我们的先辈，学过去的青年，学习他们为了革命是怎样艰苦奋斗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要艰苦奋斗，就要顾全整体。”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充分肯定了清华大学实行的“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指出：“（清华）过去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出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这个经验好”。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再次肯定了清华大学的经验：

　　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清华大学的经验，应该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一个学校都如此，我们军队就更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邓小平还善于利用典型事例启发教育青年。1981年12月5日，《中国青年报》刊发《历经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钱宁教授和同学们的一次谈话》，该文是清华大学教授钱宁给水利系申请入党同学讲授的党课。1981年12月10日，邓小平将时任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转送的这篇文章批送胡耀邦、胡乔木：“这种现身说法的谈话，对教育青年很有用。”

　　强调提高办学质量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邓小平指出一要普及，二要提高，特别强调要建设一些重点学校。早在1959年1月8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就特别强调：

　　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只准提高，不准降低。

　　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1961年由邓小平直接领导，教育部副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主持起草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在清华大学进行多次调研，听取意见，李寿慈、高景德等教授参与了起草工作。该年7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通过《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后通称“高教六十条”）。

　　为保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办学质量，1977年10月20日，邓小平约见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时强调：“重点大学要实行双重领导，以教育部领导为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重点的重点。要利用北大、清华的经验。”邓小平对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重点大学寄予殷切期望，在经费、设备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学科建设方面，1978年5月，邓小平批示同意“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四川建立的绵阳分校相关专业迁回清华。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再次提出：“发展教育最省最快的办法，还是依靠现在较好的学校为基础，加以扩充，要有一个发展规划……同意清华的无线电系和‘200号’不要拿出去，以免削弱清华的科学力量。”

　　针对学校基建面临的困境，1978年7月18日，邓小平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关于基建问题的请示作出批示，“谷牧同志：我已转告他们，努力就现有条件下，力求多收一些学生。但房子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不独北大清华如此。此件请你参酌。”在邓小平的亲自关心下，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安排了基建工程兵来校参加建设，及时缓解了学校教学、科研等用房困难。

　　关心青年人才培养

　　邓小平十分重视青年学生的培养，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经济遇到一些困难，学生的伙食受到了一定影响。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引起中央领导重视。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邀请党内外人士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后，蒋南翔向刘少奇、邓小平反映“学生助学金低、伙食不好”，邓小平当即表示要增加学生的助学金和伙食费。3月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时说：

　　高等学校的在校生身体状况很不好，体质不行。我提出每月伙食费加二元，毛主席讲加四元，高教部提出从四月起每人加三元，从每月十二元加到十五元。应该给学生增加生活费，照顾贫苦学生。

　　蒋南翔在清华传达这件事时说：“还是总书记体贴下情。”

　　面对“文化大革命”后高科技人才严重缺乏的状况，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同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时指出：“北大、清华可以按照老办法招一点学生，但不要多，搞个专门班……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

　　但这一招生计划很快发生了变化。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有回忆文章记载，在8月6日下午的会议上，“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8月8日，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自此，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恢复。

　　决策恢复高考制度后，邓小平对清华大学等重点院校的招生一直亲自关注。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指出：“重点学校规模应该逐步扩大，将来要扩大一倍。像中国这样大国，有三五百万大学生，绝不算多。将来清华应发展到两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二三千。不搞好大学，提不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关怀爱护教师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当校长刘达谈到中年教师任务重、待遇低、身体弱时，邓小平指出：“应当帮助骨干教师解决困难，注意他们的物质保证。经过考核，符合条件的，待遇也相应地提高。可以快些调整职称。评定职称，主要看实际的学术水平和工作态度，其他都是次要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一些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1975年，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等人先后两次写信给邓小平并转呈毛泽东，揭发“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迟群等的严重问题，受到错误批判，并由此引发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的报道，为刘冰平反。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谈清华问题时提出：

　　清华建筑系很有名。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他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言过其实。

　　1979年9月2日，邓小平阅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转交的清华大学材料研究所所长李恒德、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主任钱宁等反映28位归国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迫害情况的来信，函告方毅、蒋南翔：“请你们一块接见他们一次，对他们的困难要认真加以解决。我认为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管老中青，都要提高精神的特别是物质的待遇，请你们提出具体的意见和方案。”

　　北京市原副市长、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批判，遭受迫害。1978年11月，邓小平作出批示，为吴晗平反。1984年8月31日，邓小平为清华大学纪念吴晗修建的纪念亭题词。此外，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1979年由邓小平亲自提名担任教育部部长。1989年4月12日，邓小平为《蒋南翔纪念文集》题写了书名。　　  （摘自《百年潮》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