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6年学习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页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自学过英语。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学习受到很大限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善和做好国际国内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毛泽东更加重视挤时间学习英语，阅读大量英文参考资料。毛泽东阅读英文资料，一方面是为了广泛地了解和研究各国人民革命和斗争的历史，为决策、谋划、处理国际事务服务；另一方面他还把阅读英文资料当作调节大脑的独特方法。
“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
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写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细想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斯诺禁不住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起来，并在后边再打了两个感叹号。这个小故事记载了毛泽东当年自学英语的一条习惯做法，把要记的单词、短语用类似读音的汉字标注在旁边，这样一看注写的汉字就知道这个单词或短语的读音了。毛泽东这个学记英语单词的独特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晚年。
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朗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从此，paper-tiger这个复合词汇，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
时隔20多年，1973年2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会见基辛格。谈话中，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予以否定：“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爽快承认：“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宾主都大笑起来。
了解许多国家的历史、文化、军事、科技
笔者在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工作过程中知道，毛泽东晚年每天喜欢看新华社编印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爱看国家外文局编印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等等。毛泽东看这些英文资料，除了看有关各国的重要新闻报道文稿外，对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传记、演说、谈话等书刊也饶有兴味。他说，这些书刊里写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
毛泽东善于从多种中英文书刊参考资料上了解许多国家的历史文化、军事科技的情况，学习掌握的丰富国际知识，常常使得一些著名的外国记者为之惊讶。1960年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谈话时说：
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毛泽东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毛泽东虽然出国不多，也没有去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但是，他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和把握都是很准确的。对于这一点，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也谈过他与毛泽东一次近一个小时会见时的情景：他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毛泽东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阅看英文参考资料书刊像读中文书刊一样，爱在所读的书刊资料上圈圈画画，读到重要之处，他总是习惯用红铅笔或黑铅笔在有关的文字旁画上粗粗的着重线或圈圈点点；在有疑问处则打问号或写出质疑；发现有差错还认真地加以校正；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他还做眉批旁注，并推荐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或身边工作人员阅读。
毛泽东对一些有助于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对立面意图的有关报道，常常批示有关报刊转载，或者印发有关人员参阅。比如，1950年12月28日，他批示“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将《参考资料》上刊登的杜勒斯的两篇演说和美国“新教领袖们”通过的一个声明等三篇报道亲自重拟标题、重写提要，批示印发给与会中委阅读。
毛泽东注重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对未来表现出明晰的预见性。1957年12月12日，在戴高乐当政之前5个月，毛泽东就非常注意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他说，要继续进行观察。1958年戴高乐当政时，国际大多数舆论认为，欧洲的政局将向右转。但毛泽东明确认为，戴高乐当政有利于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重要参考“教材”和“依据”
晚年的岁月里，毛泽东阅看很多的英文、中文资料，成为他作重大决策的重要参考“教材”和重要“依据”。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当时中央为解决台湾海峡关系问题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时强调指出：“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内部资料《参考资料》），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方向，不然怎么决策？”
1962年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第5406期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这一重大决策，对当时中印边界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8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书“写的不错”。1969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这些举措，对改善后来的中美关系、对推进尼克松访华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读经典著作的英译本
我们在毛泽东圈画过批注过的英译本书籍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批判》，还有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译本。《共产党宣言》英译本也是毛泽东晚年读得最多、批注最多、版本最多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林克在《忆毛泽东学英语》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泽东不畏困难。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 （摘自2024年12月27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