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16日，担任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见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昨闻昆明生活指数为战前之一千二百八十倍。”（中华书局2018年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

　　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教师大多在外兼职谋生。很多教师选择在周边各高校、中学兼职代课，或者卖文求生。还有一些教授合股做买卖，开设小吃店、茶馆，甚至摆地摊。

　　受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巨大影响，郑天挺的生活也变得异常拮据，留在北平的五个子女几乎全靠他的收入养活，甚至买一块肥皂都要货比三家。1943年夏，女儿郑雯来滇，需要路费，郑天挺为此到处筹借，“欠校中一万七千余元，欠卢吉忱五千元，而连月每月必亏”（《日记》1943年11月6日），后来还是靠着《清史探微》的出版才还清了这笔债务。

　　对于郑天挺面临的穷迫窘境，就连留在北平的女儿郑晏也不甚理解，郑晏回忆说：父亲因为“自恃清高，摆知识分子的架子，坚决不到校外兼职”。然而，郑晏不了解的是，郑天挺之所以“不到校外兼职”，并非“自恃清高”。当时教师的境遇和生计如此糟糕，兼职谋生无可厚非，郑天挺对此并不抵触，无奈受限于行政之责的规定，不能兼职。而且，郑天挺担任联大总务长以来，对校内师生经济困顿的状况格外关切，规定“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1943年9月1日，他得知上月薪水尚未发放，“为之大怒”，“责令下午必发”，并在日记里痛心地写道：“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直到1943年底，联大内部传出流言，学校行政领导每月均有额外补助。郑天挺愤怒难忍，在11月6日的日记里辩白道：

　　此种谰言，令人闻之愤怒！校中最苦者，莫若负行政责任之人。教授中大多数兼差，且有兼至三四处者。莘田（罗常培）尝言，闻一多在中法兼课，并有家馆，月修至四千五百元，选译新诗，一次送二万元。唐立厂（唐兰）家馆月修至六千元。又有人在他校兼院长及系主任者，惟在校任各长者绝不能兼。各教授在校任课少者四小时，多者八小时，八小时者为数无几，惟任各长者有一定办公时间。政府规定之特别办公费，每月六百元，任行政责任者均辞谢不受，更何况特别补助耶？他人不尽知，若勉仲（查良钊）、子坚（黄钰生）与余，皆负债累累。

　　郑天挺并非“眼热”教授兼职，而是因“补助”流言而气恼。

　　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外地朋友甚至主动接济郑天挺。1945年7月3日，郑天挺致信在重庆的吴文藻，感谢他赠送瓦特门百年笔一支。事情的起因是郑天挺曾致信吴文藻，其中有句“近年昆明穷名在外”的无心之言，没想到吴文藻记挂在心，原本要馈赠郑天挺卢比百元，担心不受，故而改为名贵钢笔，这件小事让向来自尊倔强的郑天挺惴惴难安。

　　这一时期的郑天挺，对物价变化异常关注，每日有了记账的习惯。1945年，郑天挺基本上每月都入不敷出，均有欠账，至是年一月，郑天挺“凡欠联大四万五千元，北大一万三千五百元”。他在7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购火柴一匣，价七十元，数之得五十一根。入巷口之际，泥泞不可下足，顷刻用去六根。”就连火柴都要论根计算，可见生活到了何等艰难的地步，让人唏嘘不已。（摘自《书屋》2024年第11期 张轲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