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花一整天的时间专门去看慈溪的孙境宗祠。在我的记忆中，乡村祠堂有很大一部分在“文革”时被砸烂了，但孙境宗祠据说未遭人为破坏，基本保存了620多年前的原貌。这似乎表明慈溪人某种温和的个性。这一点同绍兴不太一样，我少年居于绍兴，绍兴人似乎有更多的血性。慈溪作为宁波的一部分，当然有着宁波人的传统，比较理性。这可能同商业文明有关，商业文明一般来说是比较注重实利的，大规模的破坏肯定不符合商业原则。

　　祠堂曾经是一个乡村的中心，它维系着一个村庄、一个姓氏的光荣和秩序，确立的是这个姓氏自己的价值目标和纲常伦理。在祠堂里，你总是能看见这个姓氏中诞生的功成名就人物的隆重匾额。比如在孙境宗祠里陈列着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孙氏四十余名官居要职的先人画像，挂着“状元及第”“清廉传世”等匾额，从中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价值标杆。这些人物实际上成了这个村子里乡民的榜样或偶像。这种偶像的确立，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村庄乡民的人格形成，其价值不可估量。比如，在中国社会中，重教一直是个非常深厚的传统，这种传统同祠堂所宣扬的这种价值肯定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中国乡村社会一直有着比较好的道德信誉，在南方乡村，各家各户往往门户敞开，甚至家里没人也不用大门紧闭。这里，祠堂所提供的道德规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是整个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石，是封建社会秩序的秘密所在。维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靠的就是祠堂。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完美的秩序，神话是需要的。祭祀先祖，并把先祖神化，让乡民仰望，是一种比较方便而实用的方法。有一段日子，我热衷于考察各处的祠堂。在东钱湖的郑氏祠堂，有这样一则记载：郑氏祖宗曾是一个举人，他不去做官，专心教育他的五个儿子，结果，五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做了大官，所谓“五子登科”。我觉得这故事大概有一个神化的过程。其实，郑家祖宗不做官的情形可能相当复杂，比如可能同个人性情有关，也可能缘于人际纠葛，但当这位先祖出现在祠堂里时，所有复杂的内心及外在因素都被定位成一个简单的价值目标，成为一个神话。在中国，很多事都是非常容易神化的，中国人往往不愿去求证其中的细节，大家需要的是那么一种浩然之气。这样的神话可以说比比皆是。这种神话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社会的主流价值。

　　当然，在21世纪的今天，上述的一切已离我们十分遥远了。在今天，整个社会的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村社会的秩序已不再靠家族维系，一种比较“现代”的行政体制已深入乡村社会，曾经作为一个乡村中心的祠堂也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可以说这种过程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许多原有的生活方式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不再作揖，改为了握手。当然长衫也不穿了，先是中山装作为礼服，现在大家都穿西服。这一切都是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进行的。其实这些变化也是必然，外来文化的进入，民众视野的开阔，工业化的到来，必然会冲击旧有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和祠堂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仪式。比如每年正月初一的祭祖及围绕着祭祖而形成的一整套规矩，也都早已消亡。如今，孙境宗祠已修缮一新，仿制技术让宗祠更像一部电视剧的背景，凡能想到的都罗列其中，但乡人们内心深处大概早已同祠堂失去了联系。如今的祠堂恐怕只能成为一个旅游点或成为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了。

　　现在，即使在乡村，村民们的偶像也不可能是这些祠堂里的先贤了，另一种具有“拜物”色彩的偶像早已占据了众人的视线，就像电视广告一样，你就是想回避都不可能。现在的偶像来自工业流水线，他们外表靓丽，少年成名，风光无限。现代社会的神话是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当然，无疑地，现在的偶像是更加人性化的，伴随着他们的是各种绯闻和隐私。在这个现代神话里，我们再也找不到祠堂先贤为功名而受的肉体之苦，见不到“刺股悬梁”“凿壁偷光”这样的艰苦卓绝。现在的偶像仿佛是从岩石中蹦出来似的，没有历史，来无踪去无影，你能见到的只是那光彩照人的幻影。但这个形象无疑是更为快乐的，更为肉感的。因此，有人说，现代性其实就是“现代——性”，重视肉身的欢乐是这个进程一种内在的动力。

　　在这个现代性的进程中，伴随而来的就是道德危机，整个社会出现赤裸裸的一面。乡村社会也一样，由祠堂维系的道德系统不复存在，但适应于现代性的新道德似乎也没有建立起来。究竟怎样建设，大家众说纷纭，但祠堂所代表的传统无疑是我们可以汲取的资源之一。　　 （摘自《和虚构的人物为伴》，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