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秋，左宗棠（见图）与曾国藩闹翻后，不仅断了交往，而且常骂对方，仿佛不共戴天。数年后，左宗棠却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在表彰刘松山的奏折夹片里，大赞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结果不仅让公众大跌眼镜，而且连曾国藩也不明白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摘桃子的不是栽树人

　　捻军起义是爆发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捻军的斗争自1853年开始，坚持了16年。同治七年（1868），由于清政府实行坚壁清野政策，西捻军的后勤补给极端困难，加上连日阴雨，河水暴涨，被包围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西捻军行动受限。六月二十八日，西捻军在山东茌平被李鸿章的淮军刘铭传、郭松林部队歼灭，捻军抗清斗争至此全部结束。左宗棠、刘松山、郭宝昌等人，是辛辛苦苦栽树人，最后摘取桃子的，却是李鸿章、刘铭传及郭松林。

　　七月初十，清政府以平捻之功，加李鸿章太子太保衔，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左宗棠加太子太保衔；刘铭传晋为一等男；郭松林晋为一等轻车都尉；刘松山赏给三等轻车都尉；郭宝昌赏给骑都尉。这表明，战争过程虽也重要，但最后取胜才是最关键的。左宗棠在奏折夹片中明为刘松山鸣不平，暗给自己表功，即由此而来。左宗棠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前后矛盾

　　西捻军统帅张宗禹投河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左宗棠便认为不能算大功告成，于是当即给李鸿章去信，要他在捷报中“不可说十成话”。当看到李鸿章的《张总愚全股荡平折》，他又给朋友写信说：“残捻不过二三千，能战者不过数百，且乏器械。二十七日窜至茌平，李少荃宫保遂报荡平。惟张总愚尚无确实下落，张正祥、王老贯闻皆同时窜逸，此局恐仍未了。”像这种心有不甘的话语，左宗棠说得再多，人们也不会觉得奇怪，顶多会意一笑而已。可在打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偏要犹抱琵琶半遮面，一反常态，大赞此前被他骂不绝口的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确实让人难以捉摸。

　　其实，他说曾国藩“知人之明”，也是在打自己的嘴巴。此前，他曾多次批评曾国藩“知人不明”。他不仅嘴上这样说，而且行动上常跟曾国藩对着干。

　　《水窗春呓》记载，欧阳兆熊曾向曾国藩推荐武将李楚材，说他是个难得的将才，但曾国藩就是看不到此人的长处。无奈之下，李楚材只好求欧阳兆熊写封介绍信，打算到左宗棠营中效力。欧阳兆熊说：不需要写什么介绍信，见了左宗棠，只要说曾国藩不用自己，他马上就会用你。李楚材如法炮制，左宗棠果然将其收入麾下，“令统四营，颇立战功”。

　　欧阳兆熊写的这些事实，笔者一时虽然无法找到旁证，但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八日曾国藩在回复左宗棠的信件里，却写了这样的话语：“来示谓鄙人喜综核而尚庸才，盖不尽然。”然后举了识拔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部下“庸则有之”，自己“尚则未也”。可见左宗棠痛斥曾国藩“用人之谬”，不仅实有其事，而且根本不怕曾国藩难堪。

　　事实上，曾国藩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发现刘松山是个特殊人才，更没有一路破格提拔他，左宗棠如果硬要将“知人之明”的高帽子戴到曾国藩头上，也是很勉强的。

　　既然如此，左宗棠为什么要违背本心，说一些言不由衷、前后矛盾的话语呢？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借题发挥，深层次用心是怨怪朝廷赏罚不明。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还说此语“久见章奏（即《刘松山转战出力并曾国藩知人之明片》），非始毁今誉”，倒是统一了口径，却不知是否出自真心。

　　（摘自《书屋》2025年第2期眭达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