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姐

　　1980年春天，父亲骑行70里地从县城赶到我们镇高中，兴冲冲地喊出了大姐，说带她去县劳动局办手续。

　　大姐一心想考大学，考上大学才能出人头地。这是当教师的母亲多年不倦的教诲，她铭记在心。为了这个梦想，她起早贪黑地背书学习，一路苦读。中学毕业，全村就大姐一人考上了镇高中。眼看就要高考了，父亲却说她被招工了。

　　父亲看出了大姐的不情愿，一脸的兴奋被漫天无奈驱赶殆尽，茫然地看着不远处的学校大门，好久，才叹口气，轻声说：“你不知道，弄这个名额有多么难。”

　　大姐知道家里的经济负担很重：父亲在县化肥厂上班，月薪32块6毛4，母亲在本村小学当老师，月薪27块8毛9，这60块5毛3是全家七口人一个月的所有经济收入，支撑着吃穿用度和迎来送往。

　　大姐看看父亲紧皱的眉头和长吁短叹的神情，就不再说什么，回教室收拾好书包，坐到了父亲那辆大永久自行车的后车座上。父亲甩开大长腿骑车往县城赶，不经意间一回头，发现大姐正泪流满面。父亲放慢了速度，问就那么想读下去吗？

　　大姐摇头：“风大，迷了眼。”

　　很快，17岁的大姐成了我们县第二人民医院一名护士。二院就在我们镇上，每个月母亲领着我去镇上赶一次集，会顺带着去看望大姐，给她送一罐子油浸咸菜——齁咸，或者一包炒面——把面炒熟了，搁点糖，既能当饭也能当零食。远远地，大姐穿着有点大的白大褂，戴着大口罩，飞快地跑出来迎我们，周身散发着好闻的来苏水味道：“妈，他们说我19了？我不是还不到18吗？”母亲急忙做贼一样小声叮嘱：“满18才能招工。你就说19了……”

　　大姐上班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了母亲，在一旁的外祖母欣喜地看看钱再看看大孙女，小声地提醒母亲：“给孩子手里剩点零花钱……”

　　母亲就给大姐两三块零花钱。大姐知道外祖母爱吃长寿糕——一种薄薄的、鞋底形状的鸡蛋糕，每个月都用零花钱给外祖母买回二斤，感动得外祖母背地里不停地撩衣襟擦眼角。

　　二  姐

　　二姐比大姐小三岁，学习成绩也很好，母亲暗地里和父亲说，一定得让二姐上高中考大学。父亲闷头抽烟，使劲点头，表示完全同意。

　　大姐招工当护士的第二年，二姐考上了高中，却出乎意料地不去报到：“我想招工。”

　　母亲瞪大了眼睛：“为什么啊？”“我也想帮家里。”母亲把脸一沉，斩钉截铁：“不用你帮！必须去上高中！”二姐哭泣：“高中课本我都已经扔了。”

　　二姐如此决绝，母亲无奈，托人带话给县城的父亲立刻回家一趟。父亲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当天就赶回来了，听母亲说完，接连抽了几根烟。

　　父亲用卖猪的钱又托关系给二姐弄到了招工指标，二姐高高兴兴地到我们县电影院当了一名售票员。她虽然也把年龄改到了18岁，可实际年龄15岁，头上扎着两条羊角辫，穿着那件白底碎花的褂子，坐在售票厅里面。有买票的一探头：“怎么让个孩子卖票啊？你家大人呢？”二姐抬了抬屁股，使劲挺直了腰板，一脸凛然：“我不就是大人吗？一看你就不像买票的，瞎捣乱，下一位——”

　　很快，聪明好学认真踏实的二姐就熟悉了全部工作流程，成了一个合格的售票员，当年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二姐那个乐啊，拿着奖金也给外祖母买了长寿糕。

　　外祖母一边美滋滋地吃着长寿糕一边抓着二姐的手问怎么会得奖呢？“人家说，我一个孩子，怪不容易的……”

　　外祖母正准备张嘴咬长寿糕，一下子就停下来，半张着嘴起身走到一边撩起衣襟，再走回来，眼睛红红的，脸上却努力带笑……

　　三  姐

　　招工让三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学习很不用心，成绩自然平平。她憧憬着也走招工路线。

　　母亲正眼不看她，说好歹上完高中：“你只要真的用功了，考不上也没人会埋怨你！到时候真考不上，我想你爸不会让你在家待业的……”

　　那时候，谁要是待业青年，甭说个人谈婚论嫁一片渺茫，全家人都会为此抬不起头来。

　　这句话让三姐看到了希望，一心盼望着赶紧稀里糊涂地上完三年高中，步入招工的行列。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1988年，在三姐高二下半年的时候，国家出台了新政策：取消招工。

　　三姐一听，急火攻心，一晚上工夫，脸上窜起七八个青春痘，大清早坐在床边上，两手擂着床沿，一肚子愤懑：“我现在再学也来不及了啊……怎么这么倒霉。”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北京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