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众多论述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有一部出版时间最早、历史最久远的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者田伯烈（H.J.Timperley，见图）是一位英国记者，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国际友人。
奔走于战火中
田伯烈189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18年来到中国，任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1928年至1938年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和美国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除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外，他还参加多种社会工作，曾担任北平公理会教堂主席，并于1936年7月在北平创建了一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这一时期，他虽常驻北平，但其足迹遍布全中国及远东地区。
1936年初，田伯烈从北平迁居上海，在专注新闻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工作。同年5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全票通过田伯烈加入该组织，他还担任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专任驻上海扬子江流域赈灾顾问委员会委员。该会秘书办公室的班周先生在一份报告中称田伯烈“有许多中国和外国朋友”“是一个自由开放、有自由观点的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1937年“七七事变”后，考虑到上海因战事可能会增加难民，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十字会等组织，共同成立上海国际救济会。田伯烈又被推选为该会委员。
淞沪抗战爆发后，田伯烈出于良知与道义，利用自己在新闻采访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人脉关系，争取到日本外交官日高信六郎与日本半官方同盟通讯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合作，与法国神父饶家驹等人共同组建了上海南市难民区，以收容安置惊恐无依的难民。该难民区人数最多时达30余万人。
在硝烟弥漫的华中战场，田伯烈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同情心，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写出了许多谴责日本军队疯狂侵略和中国军队英勇抵抗的报道。
淞沪抗战期间，田伯烈还参加了由上海麦伦书院校长夏晋麟、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温源宁等人发起组织的“抗敌委员会”，并成为该委员会核心人物之一，从事各项抗日救亡工作。
为真实报道而斗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田伯烈十分痛恨日军对中国人民施加的暴行，同时同情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1938年1月16日，他在一篇发送给《曼彻斯特导报》的新闻稿中写道：
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充分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持续暴行的手段，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平民的残酷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这使比较优良的典型日本平民感到深痛的耻辱——日军在各处应受谴责的行为更因日本兵在上海本地疯狂地造成一系列地方事件而高涨。
田伯烈的这篇新闻稿于当晚为日方有关人员发现，要求在对新闻稿作出修改后，方可拍发。田伯烈拒不接受日方这一无理要求，通过英国总领事馆，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日方就无理扣发稿件作出解释。
田伯烈在1月16日被扣发新闻稿后，并不气馁，仍继续搜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资料。21日，他根据《字林西报》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一篇社评，又写成一篇揭露日军暴行的新闻稿。但这篇新闻稿又一次遭到日方扣压，并被无理要求“将原电撤回”。田伯烈坚决拒绝撤回原电，并将电文抄呈英国总领馆。他还在当天日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词驳斥日方的无耻狡辩。汉口《大公报》报道称，他“与日发言人辩论，谓南京暴行消息均可证明，该发言人语塞”。
田伯烈为尽快将自己采访搜集到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真相公之于世，在1月16日新闻稿不能由上海发往《曼彻斯特导报》的情况下，决定将其主要内容译成中文，先在中国报刊上发表。1月24日，武汉《申报》将其中文译本予以报道：
自余返上海后，余曾设法调查外传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各地残暴行为之真相。据目睹者之口述及极可靠方面的函述，日军行动的暴虐，较中世纪匈奴之残暴犹有过之。在长江下游一带，被日军残杀之中国人民达三十万人。至于日军其他之奸淫抢夺之行为，更不胜枚举。即年轻幼女，亦不免被奸。此种残暴行为，在日军占领已数星期之地方，仍极盛行。被杀之华人，亦与日俱增。此种行为，皆为日军之羞。
报道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媒体以此报道内容为根据，愤怒声讨日军的野蛮暴行。
第一部南京大屠杀著作
日本新闻检查官一再对田伯烈的新闻稿无理扣压、刁难的行为，让田伯烈心中燃起了正义之火。他决心进一步调查、整理资料，另辟蹊径，出版一部揭露日军暴行的著作。
田伯烈大约于1938年1月底开始有了编写日军暴行著作的计划。1月底2月初，他全力搜集整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菲奇、马吉等人提供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资料以及上海租界《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等报刊的相关资料；3月中旬，他由上海到武汉，一边继续搜集、充实资料，一边着手编写书稿；3月21日写成全书，正文九章共计10余万字，连同附录七篇，总共21万字。该书书名为《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6月，该书英文版相继在伦敦、纽约出版，各发行六万册。后来丹麦文、法文、日文等多种文字问世。
中国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于同年3月下旬购得田氏书稿，并立即组织力量日夜赶译。该书6月中旬翻译完成，于“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夕，以国民出版社名义出版，译者署名杨明，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并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撰写序言，赶印出首批一万册，后又增印至10万册。
在田伯烈编写该书的过程中，一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当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得知田伯烈的编书计划后，便与斯迈思、米尔斯等委员密商，决定同意将保存在上海全国基督教会图书馆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文件，让田伯烈查看与复制。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在获得允许离开南京后，于1938年1月24日到达上海。他给田伯烈带去了自己1937年12月10日至1938年1月11日这段血腥岁月的日记与国际委员会的一些重要文件。他瞒过列车上日军的检查，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南京拍摄的八卷日军暴行电影胶片，藏在外套的夹层中，秘密带到上海，供田伯烈使用。菲奇的日记与马吉电影纪录片中的照片、解说词，后来都成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的重要内容。
田伯烈于1938年7月被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顾问，并先后兼任该处驻欧洲、墨尔本办事处主任，积极推动欧美、澳洲民众团体的援华反日运动。1943年后，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工作。1954年病逝于伦敦。 （摘自《名人传记》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