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星胡蝶

作者与祖父夏衍（20世纪70年代）

　　胡蝶对我祖父的称呼保持着黄子布——黄先生这件事，起源于中国电影史上一次开天辟地的大事：1932年5月，左翼电影小组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辑顾问，我祖父是组长，从那一刻起，红色基因注入、渗透到中国电影业里。这几位左翼人士的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明星“三巨头”之一、也是钱杏邨的同乡周剑云邀请他们加入“明星”，并且保证不暴露其政治身份，分别都起了化名，这之前，“文委”开会讨论过，且得到了瞿秋白的同意。在这些前提下，胡蝶与黄先生结识了，并有了后面的合作。

　　祖父与“明星”的交情

　　“明星”老板张石川的女儿张敏玉晚年对我讲起来，也是说，明星公司对我爷爷这些新文化人是待若上宾的，他们会去张石川的家里讨论剧本，那时候她还是孩童，已上过大银幕，我爷爷抱着她坐在身上谈剧本。可见，左翼电影人与公司老板的关系是和谐的。

　　这样的交情在明星公司结束以后也一直保持着，抗战中，“……时于雾重庆话剧演出，某日，我（黄宗江）化了妆在后台，听人说胡蝶在台下看戏，……事后，与夏公（衍）闲步，他淡淡地说起，曾在街头遇胡蝶。胡蝶说：‘黄先生（子布）侬也来啦重庆？’”

　　1947年9月3日，我祖父自香港写信给张石川，信的内容是谈对一个电影剧本的意见，写信的年份是摧枯拉朽的前夜，经过一场抗战，他们两人的个人境遇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是信的抬头依然是“石川兄”，落款是“弟子布”，保留着“明星”时代的痕迹。这封信，张阿姨在临终前交给了我保存。

　　我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上海市常委和宣传部部长的时候，周剑云仍是他办公室常来走动的“座上客”，直到他赴京任文化部副部长。

　　祖父笔下的中国电影业

　　中国电影业的第一次辉煌来得并不晚，与好莱坞摩肩接踵。辉煌的标志之一，是以三大公司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产业化雏形已成规模，这当然与各公司掌门人的价值取向有关。我祖父在他的《懒寻旧梦录》里是这样分析三大公司的巨头们的：

　　这三家中，按当时的情况，“联华”算是比较开明的，它的主持人罗明佑是基督教徒，后台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不拍色情片和《火烧红莲寺》之类的武打片，也有了孙瑜、沈浮、卜万苍、谭友六这样的导演。天一公司（也就是现在在东南亚和香港电影界很有势力的邵氏影业公司的前身）的老板邵醉翁，在三家大公司中可以说最保守，他是宁波人，上海话说“算盘打得顶精”，只要能赚钱，什么片子都拍，……至于明星公司，则张、郑、周三位过去都和“文明戏”有关，郑正秋是文明戏的编剧兼“名演员”，以“言论老生”闻名，周剑云是“剧评家”，有事业心，也比较开通，张石川则一般说来在政治上是一个中间偏右分子……

　　由此，三大公司形成了中国电影的三大流派，传承了几代电影人。以罗明佑、吴性哉“联华”引领的文艺片路线，从早期的大中华百合到“联华”、“联华”二厂，再到战后的“文华”，其代表人物为导演孙瑜、费穆、阮玲玉，及战后以“苦干”为基础的黄佐临、桑弧、石挥、李丽华等；以“天一”为一脉的娱乐片模式，从上海发展到东南亚，最后落脚在香港的“邵氏”，拥有了李翰祥这样的票房大导演。这一脉很顽强，生存期也最长，具有电影活化石的意义；相比较打新知识分子和城市文艺青年牌的“联华”和娱乐大众的“天一”来说，“明星”走的是寓教于乐的正剧路线，代表着社会主流的最大公约数。这一由“明星”开创的文艺传统，延续影响了几代电影人，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再到后来的谢晋，一脉相承，基因强大，体系完整健全。而胡蝶“母仪天下”的形象做派，正所谓“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与传统正剧的“大青衣”气质不谋而合。因此，胡蝶的应运而生不是偶然的。

　　胡蝶有尊严的理性

　　胡蝶的情绪管理能力远远超出一般人，她的会做人跟她的端庄大方的外貌一样有口皆碑、为人称道。甚至，那些口碑给人留下的印象超过了角色，这一点，也恰恰与阮玲玉相反，阮玲玉的默片形象是定格在银幕上的，永恒的。而关于“人言可畏”，胡蝶虽然可以避免阮玲玉式的悲剧，却依然逃脱不了相同的遭遇，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北平与张学良共舞的打油诗之外，伴随了她一生的就是与戴笠的关系。

　　吕恩阿姨的丈夫胡业祥是胡蝶的堂弟，她是“二流堂”成员，一直叫我爷爷奶奶“干爸爸”和“夏妈妈”。私下里听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戴、胡的关系是谣言，私生女更是无稽之谈，胡蝶由于宫外孕流产丧失了生育能力。为此，吕恩还做了一篇专访为胡蝶辩诬。

　　“明星”在“八一三”上海战役的炮火中成了一片废墟，从此，胡蝶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她的事业高峰、经济优渥、生活幸福都留在了战前的旧上海，一去不复返。但她是20世纪老派的淑女，无奈之中依旧保持着有尊严的理性：“好是好，只是儿孙都在这里，我已是个无用的老人，怎能再去增加国家的负担。怕只是梦里几时寻，只能终老他乡了。”　　　　（摘自2月23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