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留守儿童现象需要解决

租房是大城市的一大难题

　　如何给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间安稳的住房？大学生到基层服务，怎样匹配良好“软环境”？如何降低青年创业者踏出“第一步”的成本与门槛……正所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些年轻人关心的话题，也正是全国两会关切的焦点。

　　基层减负：这些形式主义让人疲于应对

　　2015年，我通过招考，成了一名乡镇公务员，至今，连头到尾，工作6年有余。从当初的意气风发，到后来无能为力时的抑郁苦闷，再到现在的脚踏实地，一路走来只能感慨基层工作的不容易。

　　“基层减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般县乡两级就属于基层，但县乡两级实际区别很大，除了乡镇层面，村一级也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工作事务。从工作内容上看，基层乡镇工作可以划分为日常工作、重要的阶段性工作、紧急工作三类。基层工作琐碎冗杂，但就像毛细血管之于人体一样不可或缺，这也是基层工作的实际特点。

　　随着时代发展，农村的格局悄然发生着改变。比如，农村地区常常存在土地纠纷，纠纷处理不好，就会成为压在工作人员心头的一块石头。国家地广人多，社会法治进程中会有各类纷繁复杂的纠纷，我们不可能全部依靠诉讼解决问题，基层调解非常重要。但调解考验着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储备、待人接物的能力。因此，既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又要周旋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把法律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能接受的生活常识，压力怎能不大？但“减负”依然是必要和可能的。

　　基层离老百姓很近，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轻松。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借助技术手段，探索更加高效合理的管理办法，而不是让基层人员疲于应付，也希望政府能下大力气，自上而下地遏制形式主义，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内容。   

　　（凌晨文）

　　提升生育意愿年轻人期待更多支持

　　我在家排行第三，还有姐姐和哥哥。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深有体会，自己都没吃什么苦，可父母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这让我在很长时间内对生孩子、养孩子都持有一种“恐惧”态度，甚至一度有较为强烈的“丁克”想法。

　　去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她已经过完了周岁生日。体验了一年“累并快乐着”的带娃时光后，当初那种“恐惧”已经被治愈不少，原来孩子的一个微笑、一声“爸爸”真的可以融化一切。不过对生孩子、养孩子的不容易，我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

　　对于生二孩，我与爱人一开始是很坚定拒绝的，毕竟一个孩子就已经让我们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时间，可这样的想法最近也开始有所松动，一方面想给女儿一个伴儿，彼此能相互照应；另一方面，女儿的小伙伴不少都有兄弟姐妹，我害怕她一个人会孤单。

　　其实，很多生育了一孩后的年轻人，大概都会有与我们类似的纠结想法——有一定的生育意愿和倾向，可现实的压力让人不得不更加谨慎、从长计议。

　　以我自己为例，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谁来带孩子。如果能有足够多、高质量的普惠性托育机构，带娃这个“拦路虎”或许就不会如此可怕。第二个期待是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多经济上的实惠。第三个是在落实产假、陪产假、生育假等假期上要更有力度。最后，还有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待。   

　　（夏熊飞文）

　　面对租房的糟心事维权啥时不再是奢侈品

　　今年是我成为“北漂”的第八个年头。在大城市生活，一定离不开租房这个话题。

　　2014年3月，我来北京实习1个月。暂住的地方，是亲戚帮我找好的。　　（下转第8版）

　　（上接第1版）当年7月正式上班后，为了找一间正常点的房子，我花了半个月时间看房，进行了各种对比，但还是因为经验不足，中了招。因为彼时还不知道有正规租房中介的存在，这次租房踩的“雷”有两处，一是在某分类信息网上找的房源；二是遇到了黑中介假扮的二房东。在租约的第四季度，小区物业上门告知，我们租住的房屋已经欠了水电燃气各项费用小10万元。这笔欠款其实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联系不上实为黑中介的二房东，小区物业的最后通牒是：再不补齐欠款，就给我们断水断电。协商多次无果，我只得另找房，在租约到期前一个半月搬走。

　　后来不想再折腾，选择了正规中介的长租公寓，通过缴纳服务费来换省心，只能说整体相安无事。这期间，帮助一位朋友进行了一次租房维权。

　　当前，大城市房屋租赁是卖方市场。虽然承租人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和经济能力选择房屋，但由于城市每年涌入人口数量众多，租房成为刚需，导致承租人缺乏议价能力，在交易中处于弱势。一旦承租人的权利受侵害，出于时间、精力等各种因素，用法律武器维权成本巨大，维权之路漫漫。解决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全国两会在即，这应该成为关注的一个方向。　　 （陈城文）

　　让乡村孩子享受更好的亲子之爱

　　我跟小云（化名）唯一的一次接触，竟然是让她在我怀里哭了一场。

　　那是去年的最后一个月，我跟随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去了甘肃平凉，在当地几所乡中心小学和村小学，给那儿的家长们做讲座，讲亲子之间怎样进行有效、有爱的沟通。

　　讲座后，小云的妈妈跟我聊了会儿，说到孩子学业落后，不懂的地方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让人犯愁。聊完，我一转身，就看见小云僵直地站在一旁，小小的身体裹在宽大的棉服里。再一看，她两眼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拼命打转。

　　我一下感到心疼，赶紧走过去，问她：“我可以抱抱你吗？”

　　她默许了，把头埋在我胸前不出声地流眼泪。

　　我知道，妈妈外出打工三四年未必就是她学习下滑的唯一原因，但我也知道，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这个因素的影响有多大。我感觉她像是要把她所有的委屈、惶惑、无助，还有许多说不出来的情绪都哭出来，把她小小的心灵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和困苦都哭出来。这是一个真实而普遍的困境：当面临养育中的各种难题，乡村的父母们往往束手无策，找不到既有效、又对孩子成长有益的方法。

　　在几场讲座当中，我也意识到，当有些乡村的家长对孩子似乎表现出不管不问的消极态度时，那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孩子不上心，而很可能是他们跟孩子一样，遇到了让他们一时无措的难题。他们需要一些有效又有益的策略和方法。

　　而在这方面，公益组织往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或许就是支持和吸引民间机构，以“柔性”的力量，让更多父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在孩子哭泣、无助的时候，有一个愿意倾听、给予理解的怀抱。　　   

　　（包丽敏文）

　　有国家政策扶持“新农人”才敢闯敢创

　　我看过夏天的栗花，也见过秋天丰收的栗树。这两个朴实无华却又独具美感的场景，几乎是我儿时的全部记忆。而这也是我的家乡北京怀柔的主导产业——怀柔板栗。5年前，我告别了按部就班的生活，选择成为一名“新农人”，和家乡人一起走上了创业之路。

　　2017年，我的板栗事业在怀柔渤海镇正式起步。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各类好的农村创业政策，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五大振兴”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农业稳步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稳”字当头指明了当下发展的节奏，也让返乡创业者看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全国两会在即，希望国家能加大对创业议题的关注力度，为更多有决心、有方案、有资源的创业者尤其是青年创业者创造机会，降低创业者踏出“第一步”的成本与门槛。　　　　  （李思鹏文）

　　（摘自3月2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