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李克农（中）与中社部部分工作人员

　　延安时期成立的中央社会部是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机关，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充分运用各种工作手段，在电讯情报方面发挥了特殊的“打入敌人的内心”作用。

　　密取联络参谋密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国共两党协商，国民党军令部开始向八路军派遣联络参谋。联络参谋名义上是做沟通联络工作，实际上是来观察、了解、掌握中共方面情况的特殊角色。为此，中共方面对他们加以防范，在第一批联络参谋到达的1938年2月，朱德、彭德怀就如何对待联络参谋问题致电八路军各师首长并报毛泽东，特别提到要加强保密工作。

　　但是，这些承担特殊使命的联络参谋却还是想方设法刺探机密，同时对中共也持有戒心，他们带有自用电台，随员中有报务员、译电员，平时都是随身携带密码本。

　　为掌握联络参谋方面的情况，中央社会部特别要求交际处注意搜集联络参谋电台通讯情况。担负这项任务的是交际处接待科科长杨黄霖。很快，他就查清电台暗藏在联络参谋的住室内，于是在自己房间安装一部收报机，用于收抄电码。但电报能够抄下来，却因没有密码而译不出来。

　　交际处处长金城精心策划行动，1944年春，联络参谋徐佛观回重庆，另一名联络参谋郭仲容及部分随员留在延安。金城趁这个时机开始行动，派人邀请郭仲容及其随员到杜甫川去春游，杨黄霖则负责带领接待科成员秘密抄写密电码。

　　这份密取的密码本在后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社会部由此成功破译了国民党联络参谋跟重庆之间的大量来往密电，为中共的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情报依据。比如，抗战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到重庆。中共方面也故布疑阵，后来突然决定毛泽东飞往重庆，使蒋介石措手不及。

　　攻破阎锡山部的密码

　　1943年秋天，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期间，军委二局等中央系统的一批工作人员被送到中央社会部下属的“西北公学”接受隔离审查。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想把这批受审查的干部集中起来，让他们担负一定的技术侦察任务。

　　通信联络科科长刘志汉严格按照李克农提出的“边工作，边审查，边学习，边生产”的方针，放手使用这些受审查人员。在通信联络科下成立了报务组和机要组（研究组），分别由受审查的业务骨干栗林、楠林担任组长，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开始取得情报。

　　1944年后，因形势的变化，他们又接受了开辟对阎锡山、汪精卫和各路伪军的侦研工作。他们最突出的贡献是攻破阎锡山部的密码，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1945年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阎锡山突然侵占我太行上党地区。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临行前说：“你们后方仗打得越好，我越安全，你们打好仗，我就能回来。”当时，国民党军在上党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但晋冀鲁豫军区还是以少胜多，用1个多月时间，基本全歼来犯之敌3万余人。这一仗打得如此干净漂亮，就是因为通信联络科攻破了阎锡山部队的密码，从而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周恩来亲自安排电台工作方式

　　1947年春，国民党军进占延安后，胡宗南的机要室主任万微从收缴中共方面埋藏的资料中发现，国民党军队很多密电都已被破译，“其中阎锡山的电报最多，兰州方面也有，马鸿逵也有”，“我们有几百份密本，完全为共党侦破而不自知”。

　　转战陕北期间，周恩来还针对国民党方面的侦测，亲自安排电台的工作方式。时任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回忆，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行军中“是两部电台交叉工作的，一部电台到前边去架线、收报，等后边的电台一到，马上拆线，把收报交给后边的机要人员翻译。两部电台相距60华里的距离，轮换着搞通讯、报务，迷惑敌人，使它侦察不到我军确定的位置”。国民党方面的侦测人员因此未能再发现陕北有固定大型电台信号，有时捕捉到小电台的迹象，但迅即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中共领导机关的所在。　　（摘自《党史博采》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