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著 天地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玄奘取经对现代的最大影响，既不是他取来的经文，也不是他勘察的地理，而是一部新奇的小说《西游记》。

　　事实上，玄奘翻译的经文过于咬文嚼字，并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他使用了大量的音译词，并且认为很多佛教概念不应意译，因此译文显得晦涩难懂。也许佛教学术精英们会欢迎他的做法，但接受者中占多数的还是普罗大众，于是玄奘的辛勤劳动反而被束之高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他的《大唐西域记》也是异常详细，但在此书完成十几年后，中亚部分的内容就由于阿拉伯人的进攻、地理信息的改变而过时，印度部分又过于琐碎，加之没有同期佐证的材料，书中大量的地名都还没有找到现在对应的位置。

　　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反而是他的传奇经历本身，但又觉得还不够传奇，于是发挥了足够的想象力加以二次创作，《西游记》就这样诞生了。小说是明朝吴承恩创作的，但事实上，它的源流却要早得多。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中，《西游记》的雏形就已经大体具备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本小册子中看到学术佛教和大众佛教之间的区别。学术佛教总是研究更加思辨性的世界本源问题，而大众佛教却只是接受一些观念，诸如转世轮回、诸色神佛等。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个类似于孙悟空的角色——花果山猴行者。在印度神话《罗摩衍那》中，有一位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奴曼，曾经帮助过印度教大神罗摩找回他的妻子。学术界普遍认为神猴哈奴曼很有可能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因此，猴行者这个角色也很有可能是受哈奴曼的影响而出现的。

　　在小册子的一开始，三藏法师带了五个徒弟前往西天取经，他出场不久，猴行者就也出现了。不过小册子中的他不是猴子形象，而是一个白衣秀才。猴行者主动来投奔三藏法师，他对法师的前生今世了如指掌，表示法师已经连续两世前往印度取经，但都因为缘分不够而在途中遇难，现在是第三世了。

　　此外，跟随法师取经的并没有猪八戒和沙和尚，而是另外五个徒弟。他们必须经过36个国家，可以看作汉代以来所谓“西域三十六国”说法的延续，虽然唐代西域国家早已不是36个。

　　在《取经诗话》中还故意留了一个尾巴：唐三藏通过祈祷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经文，不过经文中还缺了一种《心经》，在回程时，到了盘律国香林，有神人将这部经给了他。从此以后，《心经》的地位也提升了。

　　《金刚经》

　　除了像“三藏西游”这种戏剧性的事件会给人们带来想象力，在民间，随着佛教一些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民间文学也丰富起来。另外《心经》还不是中国民间的“第一经”，这个地位应该让给《金刚经》。

　　从北魏开始，中国人就慢慢形成了几个佛教理念，最重要的有三个：

　　第一个理念是念经可以消灾。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刚经》，又称《金刚般若经》。唐初人们写了几本关于《金刚经》灵验的小说集，其中最著名的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萧瑀所作的《金刚般若经灵验记》 ，作为宰相，萧瑀本人笃信佛法，更相信金刚经的“功力”。

　　《金刚经》是一本大乘佛教的纲领性经文，最著名的译本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其字数只有5000多字 ，主要阐述的是大乘佛教一切皆空的理念，除实体是空（性空）之外，所有的时间规律包括佛法也都是空的（法空）。短短的5000字阐明主要理论，的确是一篇非常好的经文，但是，经文并没有任何消灾祈福之类的暗示。

　　《金刚经》传到中国后，由于篇幅适中、道理明晰，很快成了大乘佛教的教科书，和尚们更是背得滚瓜烂熟。于是，《金刚经》就被赋予了另一重重任——消灾。人们认为只要反复不断地背诵经文，就能起到消灾的作用。

　　第二个理念是地狱之苦。唐人小说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描写地狱之苦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是没有地狱和死后受罚这些概念的， 人们虽然也相信往生，但基本上认定往生就是与现代世界接近的另一个世界。汉代之所以厚葬，就来自这个理念，要将财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

　　到了佛教来临之后，人们开始相信有个地狱了，也就不再考虑将财富带过去，而是讲究修行、积福，通过自身行为来避免在地狱受苦，这实际上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依靠财富打通死后的世界这条路上，穷人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此生受穷，死后也一样受穷。可是积累善行，对于穷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这种平民主义的关怀有利于佛教在中国的推广。

　　第三个理念是六道轮回。在几乎所有民间佛教故事中，轮回都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在佛教传入前，中国也同样没有轮回的概念，人只是死去，不会再回来，有少数被认为死后复生的，也只是“神迹”。至于道教中的修仙，并不是死后登仙，而是在活着的时候就鸡犬升天了，所谓“活神仙，死菩萨”。

　　佛教到来后的轮回观念是如此流行，已经占据了直到近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将之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佛教在中国的最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