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中国》鲁迅著林贤治编注花城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鲁迅的声音是丰富的，他所倾听的声音也是丰富的。这里把富于声音的文字汇集到一起，使阅读时，视觉之外，加强听觉的作用。我们可以循声寻找鲁迅，寻找鲁迅的经验，他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的所见、所闻。

　　1927年1月，鲁迅南下广州。2月，他应邀到香港做了两次演讲：头一次名为《无声的中国》，再一次叫《老调子已经唱完》，都跟声音有关。

　　数年前，我为花城出版社编了一种鲁迅的散文随笔集，为方便计，就以《无声的中国》命名。书的销量尚好，编辑告诉我，拟于近期重印。我便借此机会，做了较大的修订：一是把小说和别的文类收进来，二是内容多少跟声音有关。

　　鲁迅（1881-1936），一生横跨两个世纪，在世却只有短短的五十五个年头。然而，他却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思想遗产。作为一个清醒的启蒙主义者，他的思想是属于底层，属于旷野，而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

　　早在留日时候，青年鲁迅便寻找并引进域外的“新声”。在《摩罗诗力说》一文末尾，他发问道：“今索之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然而，他听不到有“先觉之声”“破中国人之萧条”，唯有一片沉寂。

　　辛亥革命的风雨过后，中华民国为北洋军阀所劫夺，北京陷入一段相当长的黑暗时期。其时，他读佛经，抄古碑，暗暗地消磨生命。《新青年》的编辑朋友前来动员他做文章，有如下著名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是启蒙者的声音。

　　“五四”过后，启蒙运动退潮，学生爱国运动及工农运动随之高涨。鲁迅在学潮的起落间度过了几年，至“三一八惨案”时，他由空洞的“救救孩子”的“呐喊”到直接为受压迫、受驱逐、受虐杀的学生代言，不惮于反抗政府，与知识界的“正人君子”者流展开私人论战。

　　北京政治环境恶劣，鲁迅于1927年1月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不出半年，遭国民党“清党”，遂“为梦境所放逐”，年底定居上海。此间，一方面他说被杀戮吓得“目瞪口呆”，另一方面却不曾间断抗议的声音，正如他所宣称的：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题辞）

　　在上海的最后十年，鲁迅曾经加入过一些团体，如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坚持独战。这时，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对于言论出版的审查控制日益严酷。鲁迅不得不使用多个笔名，在专制独裁政体下开始“隐微写作”，创造了一种如他所说的“吞吞吐吐”“曲曲折折”的反抗的奴隶风格。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来说，失去自由言说的权利是十分痛苦的；鲁迅却认为，这正是广大被奴役的人们所承受的命运。

　　30年代以后，鲁迅的处境愈来愈坏，甚至在“左联”内部也受到压迫，致使他不得不“横站”着作战。1933年以后，他信中常常出现“寂寞”“苦痛”“焦烦”“寒心而且灰心”一类字眼，那是搏噬之后，躲进深林里舔自己伤口的野兽的声音。

　　对于大时代的变动，他曾经这样述说他倾听的经验：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

　　鲁迅是善于倾听的。他不但倾听大地，倾听人民，也倾听自己。它既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内心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在他的著作中贯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