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在常州家中创作

　　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1987年的初冬，在高邮。

　　他当时和江苏作协的专业创作组来到高邮开会。当时江苏作协有两个创作组，一个由高晓声、陆文夫、忆明珠等老一辈作家组成，组长是海笑。另一个是梅汝恺领衔的青年创作组，有赵本夫、周梅森、范小青、黄蓓佳、储福金、肖元生等，后来苏童、叶兆言也加入其中。

　　“帮我打十斤肉”

　　高晓声好像是创作组的副组长，他们来到高邮，一是年底到了，总结总结，二是规划规划，做好第二年的计划。我刚刚调到文联，也参与了接待。

　　临走的时候，高晓声掏出十块钱，对县文联主席陈其昌说，帮我打十斤肉，带着浓重的常州口音，而且是比较偏僻的武进口音。陈其昌主席以为他要交伙食费，赶紧推脱，说，不要不要。他又说了一遍，“帮我打十斤肉”。我对吴语似懂非懂，结合他的表情神态，猜出来他是要买十斤肉。高晓声连连点头，并解释说，我爱吃肉，家里的孩子跟我抢着吃，肉票不够，我看高邮猪肉挺多，帮我买些。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很多物资凭票供应。高晓声家太太是农村户口，肉票比城里人数量更少，肯定不够吃。同行的作家告诉我，老高每到一处都要带肉回家。

　　第二天，高晓声拎着一堆肉满意地登上汽车，回到了常州。

　　这是我对高晓声的第一印象，他那一堆沉甸甸的肉，说实话，有点失望。高晓声当时发表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小说可谓石破天惊，让我等文学青年惊为天人。这么大的作家，拎着颤颤的肉，委实有些违和感。后来知道一句名言，说仆人眼中无伟人，大概就是此意，吃喝拉撒，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庸，其实也是大人物的一部分。只不过一般的大人物会掩藏这些俗的一面，高晓声反而显得有些可爱和直率。

　　“我们爱晚了，爱少了”

　　之后，我调到江苏省作协工作，后来又和高晓声成了邻居，我们住在肚带营同一个单元里，他住二楼，我住五楼。

　　刚到肚带营住的时候，每年暑假都能看到高晓声和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同进同出，有时两个人还挽着手，有一次我注意到是女方主动去挽高晓声的手，这成了作协家属院的一道风景。有家庭主妇在背后指指戳戳，说，那个女的是高晓声的新女朋友，贵州的一个大学老师。他们发音的重点落在“新”字上。我倒没有去寻根问底，高晓声和他的女友很坦然，看到他们拎着一大堆从菜场里采购回来的新鲜鱼肉和新鲜蔬菜，我觉得他们很幸福。

　　高晓声的傲气在作协出了名，大家都说他有点“甩”，平常“不了人”（南京话，不理人睬的意思）。但也有例外，1993年，汪曾祺回江苏，作协让我陪同，意外地见到高晓声的另一面。那天晚上，高晓声和叶至诚专门去江苏饭店看望汪曾祺，这于高晓声而言，是非常难得的。那天晚上，我在一旁听他们三人一起聊天，大有汪曾祺小说《岁寒三友》的氛围。印象最深的是汪曾祺打趣高晓声道，你到美国去讲座，翻译听不懂你的话，我先帮你翻译成普通话，再由翻译译成英语。你一个人出国，以后要带两个翻译啊。

　　笑声爆棚。

　　之后听说高晓声的病情严重了，他患病多年，哮喘严重，每年冬天多要去南方避寒。这次发病的时候是在常州，发病时，家属子女不在，有个师范的女教师始终在陪伴他，这个女教师比高晓声小40岁，带着后悔的语气说，都怪我，都怪我。这个人应该是高晓声当时的女友，听说高晓声当时写了遗嘱，将所有的遗产（包括他收藏多年的图书）交予这个女子继承。

　　后来听说，此女子没有接受高晓声的遗产馈赠，将遗嘱退还给作协。

　　高晓声一生坎坷，复出文坛后光彩照人。高晓声年轻时有一个热恋并结婚的意中人，但不幸病故，高晓声后来再婚，仍然在阁楼上供着第一任妻子的遗像。那些爱他的女性，不乏真诚为爱而爱的，应该说弥补了他青年时的创伤。他的好友宋词在他病危时去看望他，他告诉宋词说，我们爱晚了，爱少了。　　 （摘自《钟山》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