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上海

　　《送别》是李叔同写于1914年的一首歌曲，是他在杭州教学时写下的大量学堂乐歌中的一首。

　　李叔同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与内心情境下，创作出这部作品的呢？他送别的对象又是谁？或许，我们可以从《送别》里的“知交半零落”找到答案。所谓“知交”，大约相当于今天有交情的老朋友 ；“半零落”说明并非全部断绝，而是处于遥远相隔、似有若无的境界——这里的“知交”，乃李叔同出家后仍念念不忘的“天涯五友”之一——许幻园。

　　“天涯五友”分别是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和李叔同，这个五人组合在当时的上海可谓“名震一时”。“天涯五友”第一次聚首，是在李叔同初到上海那年（1898年）。这一年，百日维新失败，李叔同因涉嫌“康梁同党”而被迫自家乡天津逃至上海，年方19岁。

　　李家在上海的申生裕钱庄设有柜房，到了这里，李叔同大可衣食无忧。到上海后，他租住在法租界卜邻里（今金陵东路一带），卜邻里靠近城南，而城南是文人雅士居住的地方。早在李叔同抵达上海的前一年，后来的“天涯五友”之其余四人，即当时的“宝山文人”袁希濂、 “江阴名士”张小楼、 “江湾儒医”蔡小香、“华亭诗人”许幻园已建立了“城南文社”，地址是许幻园的住所——城南草堂。作为沪上诗文界领袖人物之一，许幻园每月都会组织文人聚会，偶尔还会组织会客、出资悬赏征文。

　　李叔同最初与许幻园等接洽上，就是因为征文。李叔同的几次投稿，得到了文社内部人的一致好评，很快，他们便正式邀他入社了。

　　“平生最幸福的时候”

　　1898年底，李叔同第一次到城南文社参加会课，出题者是当时的宋儒性理学大家张蒲友，他出的题目是《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评其说》。李叔同在天津时便对性理学下过功夫，这等题目自然难不倒他。首次以文会友，李叔同便被张蒲友评为 ：“写作俱佳，名列第一。” 此后，李叔同尽情挥洒才情，每次写出文章必定“技惊四座”，这正是他后来在诗中所说的“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

　　经过几番接触后，许幻园决定将位于上海大南门青龙桥的城南草堂辟出一部分，邀请李叔同一家搬来居住。许幻园还特地在李叔同书房挂上了“李庐”的牌匾，李叔同后来的“李庐主人”别号，便是由此而来。搬家后的李叔同心情舒畅，他曾在《清平乐·赠许幻园》里表露遇见知己后的喜悦 ：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此后，几位文坛才俊常在一起交流学习。结拜后不久，他们还特意到照相馆摄影留念，李叔同为感念这几位好友的相遇之情，以“成蹊”之名在相片上题写“天涯五友图”（见图，左一为李叔同）。

　　“五友”虽成长于不同背景，却又有很多共同点——同是出身名门世家，都有良好的旧学功底，但在晚清新思潮不断涌进的大环境里，都成长为新派绅士，提倡移风易俗，促进社会改革。

　　“天涯五友”闲来常一起举杯邀月、品茗论艺，游览名山大川。除了诗词唱和外，李叔同与“天涯友人”们最常做的事情，便是讨论救国救民之法，谈到激动处，他们还会当场吟诗作赋。对于这段时光，李叔同一直极为留恋，他曾言 ：

　　我自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

　　各奔东西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天涯五友”也有各奔东西的一天。1901年，张小楼应东文学堂之聘，离开上海前往扬州 ；不久后，李叔同入南洋公学特班就读 ；袁希濂进了广方言馆 ；许幻园纳粟出仕 ；蔡小香则忙于行医。就这样， “天涯五友”各自忙于事业和学业，再也无暇专注于文艺，他们所主持的“城南文社”和“海上书画公会”也于无形中逐渐解体了。

　　1912年，“天涯五友”之一的蔡小香因病辞世，享年49岁。他的英年早逝，给其他人以极大的打击，李叔同听闻死讯时，竟接连几天滴米未进。

　　翌年，二次革命失败，许幻园家族的万贯家财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许幻园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突然破产，为了挽救家族，他准备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向袁世凯讨个公道。临走前，许幻园去跟李叔同告别。那天，上海下了很大的雪，把天地妆点成白茫茫一片。看着昔日好友渐行渐远的背影，李叔同独自在雪地里伫立良久，后返回屋内，伏案写下了那首我们熟悉的《送别》。

　　彼时的李叔同，母亲已不在人世，经历繁华极盛，又看过生命至哀，李叔同第一次对尘俗萌生了退意。他在天津的老家已破产，又曾东渡日本回国，经历失业再就业，暂在杭州安顿下来，于杭州师范学校教授图画与音乐。那时的他常与好友于湖心亭吃茶，偶尔记忆过去，总觉踌躇满志，故人已远，偶然间，夏丏尊的一句玩笑话点醒了他 ：“像我们这样的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好的。”

　　李叔同当下动念，先是带着棉袍棉鞋和一些简单物品去了虎跑山，实行“断食计划”。后又给徒弟刘质平写信 ：“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现已陆续结束一切。”1918年，在“悲欣交集”中，李叔同决定彻底跟自己的前半生告别，他在杭州虎跑寺修心拜佛，后来正式出家，取法号“弘一”。

　　此后数年，“天涯五友”中，除李叔同外的三友虽都在俗尘，却都不约而同地对佛学更感兴趣了。1927年，袁希濂皈依印光大师，专修净土法门。正如他自己所言，“余学佛之机”全为“弘一法师启迪之”。

　　为抗日大业再次站到一起

　　转眼到了1926年夏，出家已经八年的弘一法师途经上海，他突然想起曾经待过的城南草堂，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再度踏访旧址。此时的城南草堂被更名为“超尘精舍”，与青灯古佛为伴。

　　四处打听后，弘一法师在草堂附近马路边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找到了分别多年的许幻园。推开门，此时的许幻园白发苍苍，耳已半聋，他靠着给别人抄些书本、上些私课，赚取维持生计的银钱。两个人叙谈了很久，回忆着过往的一切，一切都恍如隔世。

　　1927年秋，弘一法师北上探亲途经上海，入住江湾弟子丰子恺的家中。闻讯后，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等前往探访。四人见面后，感慨万分，唏嘘再三，他们重摄一影，由弘一法师题跋，以作纪念。

　　在那次会面后，许幻园和张小楼也皈依佛教，成了居士。两年后，许幻园在上海大王庙离开了人世。

　　“天涯五友”中，最晚辞世的是张小楼。张小楼民国初期开始从政，1930年代初曾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过一段时间。然而，与许幻园一样，这位不谙为官之道的书生，不久便丢了官。长于书画的张小楼曾一度靠出卖书画或向亲友借贷度日，后辗转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谋得教职。

　　1928年，张小楼女儿张曼筠嫁给了即将赴美留学的革命者李公朴。有了女婿的帮衬后，张小楼的生活才逐渐稳定，他专心致力于书画，并举办了一些画展。可惜，张小楼的闲适生活终在抗战爆发后被打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大业，一面做慈善救济难民，一面写文痛斥日本人的罪行。

　　他的好友弘一法师也以出家人的身份加入了抗日队伍。冒着被日本人暗杀的危险，他在炮火中开坛讲经，高喊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他甚至还凛然写下了“殉教”两字横幅，以明其志。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弘一法师甚至组织僧众创办了“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而另一边，身在上海的袁希濂也积极加入了抗日队伍。自此，“天涯五友”中的三人又再次站到了一起。

　　历史与时光交织融合，一曲《送别》，在天地间长久回响……　　   

　　（摘自《同舟共进》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