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勤奋好学，一生从事的研究领域极为宏阔，不仅精通文、理、商、法、工、农、医等，而且在外交和军事上也有卓越表现。他被称为“大宋第一全才”，后世将他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所撰写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沈括。

　　但就是这样一位千年一遇的全才，却在做人和做官两方面严重偏了科，导致他一生都在苦苦挣扎，最终却失败透顶，了无人缘，生前死后都伴随着别人的谩骂、不齿与误解，真真是历史的遗憾。

　　沈括与王安石本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是王安石写的，在王安石当政时，沈括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成员，也深得王安石信任，得以担任三司使要职，负责管理全国的财政大权。但在王安石第一次下野后，他却开始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户马法”提出异议，认为边境养马不一定具有战斗力，还增加财政负担；又指出“免役法”存在严重的弊端，应变更“所有人都需要上缴财物”的规定……这些明显不合时宜的举动，引起了新党人员强烈不满，说他这是“小人行径”，是“墙头草”，是为了取悦旧党而急于跳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复相后也对沈括开始不满，以为他倒向旧党，从此不再信任。

　　第二件事便是在苏轼蒙冤的“乌台诗案”上，有人认为沈括才是“告密者”。沈括与苏轼原是旧识，他们曾同在崇文院任职，常有诗文往来。只是后来，沈括支持变法，受到王安石的重用，而苏轼则持反对意见，于是两人走向了对立面。

　　据南宋王铚《元祐补录》记载，沈括曾奉旨去调查两浙农田水利工程，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谈论旧情，把其新作抄录了一份。回到京师后，沈括就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详细“注释”，交给了皇帝，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由此引发了“乌台诗案”，御史台当即奉旨奔赴湖州抓捕苏轼。这又令后世一大批苏轼的拥趸，对沈括的政治人品大加挞伐。沈括也就更加坐实了“小人”之名。

　　第三件事——兵败永乐之役，彻底暴露了沈括性格上的懦弱。灵武之役后，沈括、种谔建议朝廷经营横山，筑垒蚕食，使西夏不得越沙漠为寇。宋神宗于是派给事中徐禧作为钦差大臣，前往鄜延负责筑城之事。但是，徐禧“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推翻了沈括等人先筑古乌延城的提议，力言先筑永乐城。

　　沈括起初不赞成，认为永乐距离后方太远，恐怕孤立无援，徐禧不听。性格懦弱的沈括遂选择了妥协，一切由徐禧专决。结果，永乐建城不久就被西夏攻陷，事后，作为一路之帅的沈括被以“措置、应敌俱乖方”问罪，形同流放。

　　之后，沈括归隐梦溪园，再未入仕。虽然在此期间，他创作出了传世巨著《梦溪笔谈》，但是他的生活并不如意。据史料记载，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终日恍惚，精神濒临崩溃，还有过投江的举动，可见晚年的悲凉。

　　沈括的全才，成就了他万世的功勋，但是他做人方面的偏科，也同样让他背负了无尽的骂名。　　 （摘自4月2日《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