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一大）的代表均为男性，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与女性无关的会议。细察起来则不然，女性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党的一大没有女性代表，与诸多因素有关。
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成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很小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及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从1920年8月至1921年6月，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法、旅日八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成立。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数次会晤，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时机业已成熟。李达、李汉俊在通过书信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遂写信通知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要求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勇敢走出家庭寻找个人自由、追求人生价值的“新女性”越来越多，但能够成为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法、旅日八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党员）的女性则寥寥无几。
党的一大召开前全国共有58名党员，其中只有两名女性党员，即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缪伯英（见左图）和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刘清扬（见右图，左二）。党的一大召开前女性党员仅占党员总数的3.45%，显然所占比例很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推选、协商或指定出席党的一大代表时，女性被选中的概率就微乎其微。这就造成党的一大缺失女性代表的情况容易出现。
与代表名额分配标准有关
正式命名为“共产党”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对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和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发起和组织作用。党的一大召开前，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旅法、广州、济南、旅日八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分别为16、14、8、6、5、4、3、2人，人数差别很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在筹备党的一大时，没有根据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代表名额，而是采取平均的方法，分配给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名额均为两名。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
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人出席。
这样就造成了代表名额与其成员数量之间的不匹配，人数最多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每八个成员才能出一个代表，而人数最少的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两个成员则可以全部成为代表。况且分配代表时对代表名额也没有提出性别比例要求。
正因如此，虽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最多且拥有一名女性党员，但是这名女性党员能成为代表的可能性最低。
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初创时期缺乏统一的规章、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有关
“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缺乏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再加上各地区的政治环境不同，活动特点也不一样，所以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样，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事实的确如此。据有关人员回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有的是召开由部分党员参加的党员会议选举出代表，但多数地区并没有选举代表；有的是个别协商产生代表，有的是以发起人为当然代表秘密前往，有的则由党组织负责人指定代表出席。
（上接第1版）其中有一名女性党员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可以确定的成员共计16人，即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张太雷、缪伯英（女）、何孟雄、李梅羹、朱务善、宋介、江浩、吴汝铭、陈德荣。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立即召开了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五人参加的党员会议，选举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在酝酿人选时，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7月又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期间，公务繁忙难以抽身。最后确定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人为代表。
刘仁静后来在回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党的一大代表的经过时说：
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从上述可以看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的推选党的一大代表的会议不是全体党员会议，只是由少部分党员参加的会议，并且推选的两位代表均为这次推选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唯一的女性成员，缪伯英并没有参加这次推选党的一大代表的会议。此外，缪伯英不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的成员，是后来由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转为党员的。罗章龙回忆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虽然缪伯英在后来被称为“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但在当时她的资历和影响，与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相比显然较浅。因此，缪伯英与党的一大代表无缘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个有一名女性党员的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可以确定的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女）、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五人。其中，张申府是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刘清扬于1920年11月与张申府等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并于1921年初经张申府介绍参加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入党）。1921年3月，张申府和刘清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参加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入党）。此后，赵世炎、陈公培也相继到达法国，成为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前他们两人在国内已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张申府说过：“我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大家都明确是共产党员，但对外都不公开，我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我曾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行讨论，但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由于时间紧迫、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党的一大，作为五四运动期间天津女界的学生领袖及觉悟社的主要成员、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重要成员并成为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清扬自然也就与党的一大代表无缘了。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2期 齐霁 朱行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