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蜀芹与孙雄飞拜访钱锺书、杨绛夫妇

　　4月21日，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黄蜀芹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

　　黄蜀芹，1939年生于天津，戏剧大师黄佐临之女。作为第四代导演中的女性代表，黄蜀芹在大银幕上为同时代的中国女性浅吟低唱，为1980年代的影视黄金十年书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女性电影

　　1987年，黄蜀芹导演影片《人·鬼·情》，于1988年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第五届巴西利亚国际影视录像节电影大奖金鸟奖；1989年获法国第十一届克雷黛国际妇女节公众大奖。这是中国目前为止最优秀的女性电影。

　　事实上，黄蜀芹对“女性电影”的真正认知，是从儿子郑大圣这里开始的。那天，她写分镜头剧本。本子里，练完功的秋芸累得躺倒在草垛上，一个光着下身的小男孩问他“是不是死了”，秋芸回了句粗话。黄蜀芹写完这段特别开心，她告诉儿子“我今天写了场好戏”。郑大圣听完母亲的叙述脱口而出：“你搞女性电影啊？”那是她头一回接触到这个词。

　　相比之下，其父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倒是被执行了彻底。譬如影片的结构就是虚实两条线，一条聚焦女主人公秋芸，刻画一个反串女演员的艰辛，另一条深入秋芸的表演世界，跟着钟馗送妹妹出嫁。她用全黑背景来表现虚化的钟馗世界，在中国电影史里开创先例。这是擅长国画的丈夫郑长符给出的建议：用黑丝绒包上整个摄影棚，在神秘的“黑洞”里达到空灵的鬼魅世界，让红衣钟馗载歌载舞，关照人间的生命。

　　《人·鬼·情》完成后，黄佐临特地写了贺词——“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得情与理，是戏还是艺”。这么多年，头一次直接表扬女儿。

　　致敬大师

　　上世纪80年代，要拍《围城》，黄蜀芹曾觉得自己“是最合适的”。因为父亲黄佐临当年和母亲从英国剑桥硕士毕业后，转道法国坐船回天津，办完祖父的丧事后又辗转到四川教书……时间、路线，几乎和钱锺书笔下的方鸿渐一样，她完全能感受到“走到哪儿漂到哪儿”的心理状态。可当剧本落到头上，忐忑是最大感受。

　　《围城》里有名有姓的人物有72个。因经费紧张，每次去请人，她都这样做开场白：“我们这戏酬金比较低，但是，是向大师致敬。”结果，请谁谁到，史无前例的中国电视剧最隆重演员阵容出现了。

　　要调度这群人，黄蜀芹只说了一句话：“《围城》是不装蒜的聪明人戳穿装蒜的自以为聪明的人的一部作品。”并再三强调：“别有压力，放松演！”而她自己却拿出执拗劲。10集电视剧，一共370多场戏，120多个场景。

　　终于拍完、剪完，赴京的制片人孙雄飞带回两位先生的信。钱锺书先生信中说，录像带他们一家三口“费半夜与半日，一气看完”；杨绛在信底部附上小字写道：“我们看录像看得寝食俱废！”两位老人信中对“贤侄女”的关心，让黄蜀芹感动。她当即给两位先生回封长信，做了一番自我批评。很快，二老回信，对改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遗憾表示包容。钱锺书借《红楼梦》里史湘云说话“咬舌子”作比，“只有不创作的人，才会不创作坏东西。想来令尊大人也会同意的。”杨绛更是告诉她，“我们院内的领导和许多同事看了《围城》电视录像都欣赏得不得了，有一人坐在桌上笑得跌下来”。

　　《围城》于1991年获第十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二等奖，最佳导演奖；首届国际电视节金熊奖。

　　真诚人生

　　1979年，王蒙小说《青春万岁》出版后不久，编剧张弦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这部电影的拍摄任务交给了黄蜀芹。黄蜀芹对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共鸣，她说，“我们不需要技巧，我们只需要真挚地去呈现，朴素而真诚地去表现它”。

　　1983年，电影《青春万岁》上映，获得观众好评。第二年还荣获苏联塔什干亚非拉国际电影节纪念奖，也是在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可以走出国门并受到关注的一部电影。

　　有人曾问，父亲留给她最珍贵的遗产是什么。黄蜀芹答：“真诚地面对人生，真诚地对待周围的人，真心实意地干事儿。他的心里始终只有一个角落，一片净土。”黄蜀芹珍视自己心里的净土、远方。1993年，她导演的《画魂》延续了女性题材，但资本输入等原因限制了表达。影片上映后票房口碑都不错，她却自我剖析：“这基本上是商业片的路子，但又想艺术点。你要拍商业片就是商业片，要拍文化片就是文化片。没有什么‘兼’，这个要是‘兼’会两败俱伤。”

　　这种坚持移植到电视剧创作上，诞生了全班底上海演员讲上海方言的《孽债》。殊不知，这剧从开拍、定组、播出、评奖，几乎一路与反对声同行。黄蜀芹不在乎是否得奖，她的创作信条是：只要能在社会意义和艺术创造上产生价值，就必定全力以赴。

　　2016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将杰出贡献奖颁给了黄蜀芹，因长期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代她上台领奖的是儿子郑大圣。　　　　（摘自4月22日文汇网 王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