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底，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谈道：“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但是毛泽东在1944年春的一次讲话中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两人谈这个问题的时间差距不大，但数额差距却巨大。任弼时的说法，能够精确到百分之几，很显然是有统计依据的。但毛泽东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因为任弼时的计算，包括了“初中以下”的30%，也就是1.2万人。所以，可以说任弼时指的是一种“广义”的“知识分子”概念，包含了所有读过书、识字的人；而毛泽东说的，应该是指高中以上的部分。按照4万人计算，19%就是7600人，他说“六、七千”，有1000多的误差，但毛泽东说的是一个约略的估计。大体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的概念：识文断字的总共有4万来人，高中以上知识分子有六七千人。

　　这跟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有关。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说：“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

　　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评估，大体上可以认为：各地青年奔赴延安，从1936年开始，1937、1938年达到高潮，1939年到1941年有所减少，但仍保持了相当数量，1942年以后就明显减少了，1943年以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194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给江苏省委的指示《关于上海党的工作方针》，其中说：“将已暴露的学生、职员、工人支部中的较暴露的同志送往新四军区域。”说明向根据地输送人才的工作，到延安的和各根据地的都有。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后到1941年，上海党组织陆续向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输送了主要负责干部、学生党员和学生青年总数达数千人。但也有到达延安的，例如贺绿汀就是1941年从上海去苏北新四军，1943年又从新四军到延安。

　　据任天马记载：“抗日大学初开学的时候，从上海、北平、南京、西安来了一两千个有志的学生。”半年后，他又接到友人从陕北公学来信，说是已经有两千多学员了，大量都是从各地来的。而据黄华记载，1938年在云阳办的青训班，毕业生就有上万名。据统计，抗大一期1063人，二期2700余人，三期1372人，四期5562人，此时仅教职员工就有1386人。同年底，毛泽东在抗大全体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抗大有1万人，陕公有3000人，青训班有2000人，还有鲁艺、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共约两万人。

　　按照延安自然科学院杨作林的说法：“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那时的国民党对这一情况并未引起注意，所以对边区也没有产生什么阻碍，像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郑文说：“1938年‘抗大’每天都有一百左右青年来报到，于是抗大成立了43个大队，5500多人加上其他学校，共有1万多学员。”1939年抗大搬迁到敌后办学，1943年又迁回了延安。在延安，仅抗大就培养了好几万学员。延安还有众多文化机构，包括各文化团体和机构，以及教育、演艺、新闻、出版和研究机构，延安20多所学校教员就有数千人，因此，延安的文化人绝对有好几万人。

　　（摘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1期 王锡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