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陪诊

　　刘晶60多岁的父亲突发心梗，面积达到95%以上，老家山西侯马的医院不敢冒险手术，只能转诊到大医院。刘晶和丈夫又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被封在了小区无法陪同。最后，他们找到了马建，一位北京的陪诊员。

　　曲折求医路上的一条捷径

　　这次陪诊是从北京西站开始的。刘晶的父亲只能依靠轮椅出行，陪他一起到北京的另外两位家人也都60多岁了。马建必须到火车站接他们，给他们安排好方便的酒店，带他们做好入院需要的核酸检测，还要告诉他们附近的超市饭馆在哪里，再把病人送到安贞医院急诊住院。

　　2020年，“社群健康助理员”作为一个新职业，被正式写入职业分类。而在很久之前，就有一群人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取药、办理住院手续等服务。漫长和烦琐的就医过程中，陪诊员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很多人相信，他们是曲折的跨省求医路上的一条捷径。网上挂号没有普及的年代，马建帮客户熬夜排队挂号；如今，他在北京完成不需要本人到场的检查和前期工作。甚至，当患者本人无法来北京时，马建还会在医院门诊，让患者和医生直接电话或者视频对接。

　　前几天，马建陪诊过一位来自天津的嗜铬细胞瘤患者，老人急需手术，且手术前必须服用α受体阻滞剂，并且要在各个科室来回奔波会诊。老人自己走完这个流程可能要两周，且进出京津两地需要频繁的核酸检测。而这些复杂的前期准备就由马建代为完成。他也遇到过一个云南三岁的孩子意外跌倒后发生了颅脑损伤，在当地的医院头颅CT显示脑部积水严重，医院的方案是需要开颅减压。家长害怕风险，就挂了一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号让马建代问诊。专家读片后，认为保守治疗也完全可以有效解决患儿的问题。家长也就放心地选择了保守治疗，最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陪诊员火了之后，很多人只是跟风在网上拍视频、卖课，真正去干陪诊员的人没有太多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医院的单子马建都快接不过来了。在他的网络店铺中，跑腿陪诊这项的购买数量超过1万份，月销量大于1000。

　　救命的稻草

　　2013年，马建的一位朋友需要在北京看病，马建替他在现场排队挂号。当时马建正好从前一个工作离职，帮朋友挂号这件事启发了他，“外地来北京办事儿的人肯定特别多，各方面的都有”。他开始在北京做跑腿代办，一开始什么活儿都接。陪诊方面主要是为复诊患者代开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医院的单子变多了，这两年他还组建了陪诊团队，基本只在忙医院陪诊的工作。

　　马建的不少客户都是病情危急、行动不便的患者，甚至有的客户在治疗过程中病危、死亡，在排队缴费取药时，他也会偶尔垫付上千元费用，这比陪诊服务费用都高出不少；而客户也需要把社保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和病例等隐私信息寄送给陪诊员。从业9年来，马建还没有遇到过与客户关系紧张和遭遇官司的情况。一些其他城市的陪诊公司也会找到北京的陪诊员——如果有当地的患者需要来北京，他们就需要和北京的陪诊员建立合作。

　　还有一些亟待进京进行复查和化疗的癌症患者也不得不求助陪诊。何英珍就是因为这个联系上马建的。她一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化疗，年初出院后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开药。5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严重，住在石家庄的何英珍一直无法进京，而她的化疗方案中一种最新的抗癌药物在当地很难买到。如果中断治疗，等待何英珍的是肿瘤的复发。程寒梅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联系上马建的客户。2020年下半年，程寒梅从北京搬到燕郊生活。从今年3月开始，燕郊和北京接连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解封之后，原来一直带她看病的燕郊朋友却没有办法进京了，她在网上找到了马建，到检查站接她到北京的医院看病。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陪诊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王悠洁的孩子是一名罕见病患者，住在浙江南浔的她每个月带着孩子去上海的医院看病。在全国，治疗这种罕见病的专家只有两位，一位在上海，另一位在北京。然而4月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城市被封医院进不去，北京还能正常接诊，她不得不挂了北京的号。在买好前往北京的机票到达杭州萧山机场的时候，王悠洁和家人的北京健康宝突然出现弹窗不能登机，去不了北京，王悠洁的哥哥帮她联系到了陪诊员马建。王悠洁给马建发了几十页的电子资料扫描件，通过马建的电话和北京的医生交流。

　　王悠洁称之前没有听过陪诊员这个工作。和她一样，刘晶也是因为父亲的病才第一次接触陪诊员，当时感觉“一下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文中除马建外，均为化名）

　　（摘自6月22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