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楷著 天地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接受任务

　　1938年的一天夜里，国际纵队的共产党员柯鲁克来到接头地点，又被召唤到一辆豪华轿车上。轿车在黑夜里兜着圈子，车上两个苏联人问柯鲁克愿不愿意到上海去执行一项任务，苏联人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家里经济困难，每月会给你15英镑的特别津贴。”

　　去中国？那里正是他向往之地。同时，他也明白，这是共产国际的任务，便几乎不假思索答应了。1938年夏天，柯鲁克到了上海。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感觉到这个世界极端地不合理。

　　柯鲁克身上只剩下10先令，在上海这个纸醉金迷之地何以为生？幸好，甲板上的一个中国通告诉了他在上海肤色与信用之间的秘密——白人不付现金打白条，月底一批白条送到面前，再结账。同时，薪水也由肤色、国籍与种族决定。

　　柯鲁克在上海执行任务，得有一份工作做掩护。这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品牌就发挥了作用，柯鲁克很快找到了一份在圣约翰大学教授文学的工作。他了解到，在圣约翰大学，任教薪水的金字塔顶端是西欧人、北美人，其次是南欧人，然后是苏联人，再后面是欧亚混血，最底部是中国人。

　　开始了解上海

　　怀着好奇心，柯鲁克开始了解上海。在仙乐斯、百乐门这些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之地，那些身穿旗袍的苗条而性感的女招待迷人的微笑、绵软的低语，无不散发出让人难以抵御的诱惑力。但只要轻轻揭开光鲜的外表，就是一个个来自苦难家庭、深陷贫穷泥淖的小姑娘被出卖、被鞭笞、被凌辱、被恐吓的故事。卡尔登大戏院正在上演曹禺的《日出》，柯鲁克成为一名全神贯注的忠实观众。当他看到陈白露的最后归宿时，他也仿佛把这个霓虹染得天空变色的上海看透了。

　　柯鲁克对劳动者的情况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深切的同情。他特有的敏锐目光、工作需要及个人兴趣，使他在上海期间留下了几百张照片。其中最多的拍摄对象便是苦力：拉黄包车的苦力，当搬运工的苦力（见图）……在他为照片所写的文字说明中，“苦力”一词频繁出现。有时也会有这样简洁、克制但充满同情的描述：“干着本应由汽车完成的活儿的男人们。”

　　在各种苦力中，黄包车夫引起了柯鲁克格外的注意。在他看来，黄包车夫就像是舞女的男性对应者，“他们挣扎在饿死和累死的边缘，快要把肺咳出来。稍微违反了一点交通规则，就会被警察找麻烦。他们身处同行的残酷竞争中，为了抢先跑到客人面前，而自杀性地冲进汽车的洪流，横穿马路，还要在接下来的价格上接受最低的报价”。

　　柯鲁克还在朋友的帮助下，被“带进了”纺织厂，目睹了那些童工超负荷地工作，那一双双在滚烫的水里浸泡得变了色的小手震撼了他的心灵。

　　除了共产国际分派的任务，柯鲁克在教书之余，就是搞摄影。朋友们认为，柯鲁克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教授，又是一位技艺超群的摄影家。

　　遗落的“棋子”

　　1940年夏日的一天，柯鲁克像往常一样来到接头地点，才发现这里人去楼空。他与所属的组织失联了。那时，上海已经成为“孤岛”，而他成了一枚遗落的“棋子”。

　　柯鲁克陷入了经济困境，于是他去找圣约翰大学的教务长，希望教务长考虑到在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能给自己涨薪。

　　这位教务长身穿牧师服，低头从眼镜镜片上方看着柯鲁克说：“我理解，也同情你的处境。但是，能给你涨工资的唯一方法是你加入教会。”听到这个要求，柯鲁克脱口而出：“我恐怕没法这么做，我是个无神论者。”

　　就这样，虽然没有当场被辞退，但是涨薪的希望泡了汤，于是柯鲁克开始想法子离开上海。他一直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他很想奔向斯诺笔下的陕北，苦于一无路径二无路费，无法成行。但要在中国待下去，总得找个工作。后经介绍，他决计奔向大后方成都，去内迁至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大学教书。

　　离开上海时，一位美国朋友预言：“你到了内地，不是和传教士的女儿结婚，就是和中国女人结婚。”柯鲁克回答说：“那么一定是中国人。”

　　多年后再分析，其实那位“预言家”说的完全正确——因为伊莎白既是传教士的女儿，又是中国人——一个一生一世爱着中国的，有着中国永久居留权的人。

　　到达成都

　　柯鲁克乘船南下，先到香港，再到海防，接下来乘坐窄轨火车，穿过茂密的热带雨林，驶向中国境内。途中，遇上了被炸断的桥梁，所有的人不得不下车，乘坐渡船，再爬上另一列火车。

　　在摇晃的列车上，柯鲁克遇到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也有参加抗战合唱团的高中生，还有到大后方去求学求职的青年。在货物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他们慷慨激昂，高唱起了抗战歌曲。柯鲁克则唱起了《国际纵队之歌》，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学生也应和着——他们也会唱这支歌。很显然，是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战士把这首歌带回了国内。

　　下了火车，接着乘坐汽车，从云贵高原到四川盆地的盘山公路，将奇特的景观和少数民族村寨串联在一起。从上海到海防是“绕”，在西南山地是“绕”，绕了数千公里，终于绕到了目的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