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 沈刚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本书是一本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政治史，揭示秦统一后帝制国家皇权系统的运营逻辑，通过40余位帝王小传，探寻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得失。
明宪宗成化后期，蒙古部落大规模入据河套地区。其天然的草场和盐池，成为蒙古游牧民族南下攻掠农耕区域的根据地。武宗正德时期，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落。至嘉靖时期，对明政权北边构成威胁的外患，主要为达延汗小王子长孙卜赤、吉囊、俺答三部。蒙古骑兵几乎每年犯边侵扰，其中公元1524年和1533年，两次引发大同明军的兵变。公元1540年后的连续三年，河套蒙古大举进犯山西地区，“杀掠百万，计费帑金六百万”。明世宗起用熟悉边事的翟鹏为宣大总督，形势曾经有所缓和，之后俺答部再度入掠，翟鹏即被世宗逮捕入狱而死。
公元1546年，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曾铣提出收复河套的建议，得到了内阁首辅夏言及世宗的支持。曾铣一度率军袭击河套，小获胜利。公元1548年，严嵩利用世宗的迷信心理，将曾铣复套的奏议和山崩、风霾等灾害消息，一并呈给正在举行祈祷长生斋醮的世宗，致使世宗态度大变。曾铣即被认为擅开边衅，不久遭罗织罪名下狱，斩首西市。夏言很快受到牵连，被尽夺官阶弃市。严嵩再次成为内阁首辅。
公元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京师北京第二次被围，酿成重大的“庚戌之变”。俺答进军途中，一路大掠村落居民，焚烧田舍，但他并无夺取皇位之意，因而没有攻城。明世宗十余年来第一次出席朝会，俺答退兵之后，世宗即将兵部尚书丁汝夔、右侍郎杨守谦斩首西市。
实际上，明代蒙古族自北元政权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败亡后，已经没有一个部落首领再有雄心，以规取中原为己任而兴兵南下。俺答的真实目的，在于以武力迫使明政权通贡。所谓的贡市交易，包括国家的朝贡体制，即明政权对于周边各族采取“厚赐薄贡”“厚往薄来”的方针，少数民族统治者通过入贡而获得丰厚回赠；还包括民间互市贸易，即在边境地点以少数民族马、牛、羊、驼等牲畜，换取汉地的茶、帛、铁器及其他日用品。孝宗弘治晚年至嘉靖前期，即公元1504年到1532年，明蒙双方朝贡关系中断将近30年。之后蒙古部落要求恢复通贡，俺答先后五次遣使提出通贡之请，都被世宗拒绝。“庚戌之变”以后，双方达成开设马市的协议，但马市进行不过一年，明政权即将马市关闭。
嘉靖时期所谓东南沿海的倭寇内犯，和明政权实行朝贡体制下海禁政策有着较大的关系。明政权禁止民众私自出海与国外贸易，仅保留朝贡体制下官方的勘合贸易通道，分别设置宁波、泉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管理。公元1523年，日本国大内义兴和细川高国两大家族遣使率船，前后来到宁波朝贡。期间细川一方贿赂市舶太监，得到了更优的待遇，引发两大家族大打出手，遂造成世宗诏令关闭宁波市舶司，中断了日本的朝贡。东南沿海民众历来有出海贸易的传统，明政权完全封锁合法的渠道，反而刺激了走私贸易迅速泛滥。为了对抗明政权的抓捕镇压，走私海商逐渐组成武装的集团，除了一些没有经济来源铤而走险的底层民众，部分富豪大户、沿海戍军也加入其中。日本作为走私贸易的生意对象，浪人、武士还大量加入武装海商集团。
当时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大航海时代的初期，葡萄牙商船已远涉重洋而来，并在粤闽浙沿海进行贸易，漳州月港及宁波海外的双屿岛等地，成为了武装海商集团及葡萄牙等多国商人的交易基地。公元1548年，总督闽浙军务的朱纨实行严厉的海禁和连坐政策。针对葡萄牙人将双屿岛改造为畸形繁荣的化外飞地，他采取了武力剿灭和坚决捣毁的做法，用木石填塞港口的水道。随后葡萄牙商船行至漳州，朱纨率部迎击，共俘获了96人，将他们全部处死。朱纨刚直铁腕的作风，得罪了受益于走私贸易的闽浙大族，遭到弹劾后，被明世宗下令逮捕问罪，不得不自杀而死。
之后徽商王直在各海商集团中称雄一时，不仅拥有大量船只，还配备了大炮等新式武器。他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向明政权提出通商要求，遭到拒绝后，即大规模劫掠浙东沿海。公元1553年，被称为“倭人入寇”的王直集团大举进攻，连舰数百，“蔽海而来”。公元1555年，总督海防的张经督师大战倭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不久张经遭严嵩亲信赵文华弹劾，被世宗下令处斩。
胡宗宪担任平倭统帅时间最久，他通过结交严嵩父子及赵文华，取得了世宗的信任和授权，一方面重用戚继光、俞大猷及谭纶等人积极作战，一方面又采取安抚策略进行劝降。公元1557年，王直受抚就擒后，胡宗宪迫于舆论及世宗压力，违背承诺将其处死。之后数年，戚继光、俞大猷等继续和王直余部进行死战，明政权付出了相当沉重的资源代价。
学者樊树志认为，平倭总督胡宗宪之所以会乞灵于“招抚” 一手，就是看到了围剿难以奏效，不得不另谋出路。而“招抚”必须以开港通市作为交换条件，开放海禁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其时广东官员以特例的方式，将澳门租借给葡萄牙商人。但是，这种公共政策的讨论，在明世宗统治时期其实无法正常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