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末，在北京三里河任继愈先生的寓所，先生将两枚校徽放到我手中送给西南联大，简洁的三角形带着某种力量。“一枚是我当学生时戴的，一枚是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时戴的。背后的号码就是我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先生说，“西南联大只有八年，像我这样上完了学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

　　和先生促膝而谈的那些给人以启迪的时刻，先生的谆谆教诲，在时代的波涛中是“常为新”的。

　　先生曾对我说：“要做一个健全的学者，我认为，首先要爱国，这是个基础。

　　我常跟先生探讨自己想做的事情。先生对我去台湾采访联大学人的计划勉励有加，一直到临终还惦记。他说：“做社会需要你做的事情。”先生为我

　　题写了两本书的书名：《西南联大行思录》和《西南联大往事》。《行思录》在三联书店已出版经年，久印未衰。《往事》还在撰中。他认为，年轻人有个饭碗，就应该专心做学问，不要陷入追名逐利中去。

　　一个黄昏，我从昆明打电话过去，保姆说，爷爷正躺在沙发上休息。我说，等会儿再打吧。先生却已经从沙发上起来，接过电话，和我谈起他新注的《道德经》。一周后，他亲手题写的新书寄到了我手上。终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态度及语气却是“节节退后”，晚年，他总说觉得难解。每出一本新书，他都会说自己原来的理解还要商榷。这种治学的精神，令人钦佩。

　　“民气不衰”就有希望

　　在与我的多次谈话中，他

　　都提到“民气”这个话题。大学南迁之旅，使学人们走出了象牙塔，士人之气节与民间之民气相遇，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他认为，只要“民气不衰”，就有希望。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都不愿当亡国奴。当时的生活很困难，也很痛苦，但是日本人来侵略，我们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有志气，民族志气。”当年国弱，而民气依然不可被征服，这是鼓舞和支撑师生们的一个精神源泉。

　　在日寇宣称灭亡中华民族

　　的叫嚣中，任继愈却对中国文化有了坚定的认同：“那时候，我就感觉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的，不光是上层。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专攻中国哲学史。过去我在大学学外国哲学多一点。”这样志存高远的学人，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中坚。

　　先生是哲学史家，他讲的历史，不只是故事，而且带有穿透力，可以洞察中国社会。他经历抗战年代学人特有的忧患迁徙，那些步行于荒山僻地的见闻，使他的研究时常着眼于现实，着眼于下层人民。

　　在任继愈先生过世后，他的孩子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任先生和毛主席见面的一段记录。时间是1959年10月13日凌晨4点半到7点半，地点是中南

　　与毛主席谈话很投契

　　海毛泽东同志家里，在座的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的秘书林克。

　　他们的谈话很投契。毛主席表现了礼贤下士的风采、宽广的视野和独到的见地。他们二位都认为，对一种历史或哲学，如果你迷信它，就不能研究好它。

　　这次谈话有了一个成果，毛主席批示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1964年，任继愈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

　　任继愈被毛主席接见，原因是主席读了他的哲学文章，尤其是有关佛教、禅宗的文章，甚为认同。这次交往在学界是备受关注的。

　　被毛主席接见，是一种殊荣，然而任继愈对这次谈话三缄其口，这缘于他做人的准则，因其有“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尚虚心”的性格。（摘自6月17日《光明日报》）

　　怀任继愈先生